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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天师张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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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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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3 16:13:2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李飞 于 2017-6-11 01:36 编辑

一、称雄巴汉
“五斗米道”教主,基本是一般人对张鲁的认知,是与在东方的太平道领袖张角齐名的人物,所以官方称他们为米贼、米巫等。但其实这并不是他们的自称,正式称呼应为“天师道”或“正一道”:
《隶续》卷三载《米巫祭酒张普题字碑》云:“熹平二年三月一日,天表(卒)鬼兵胡九口口,仙历道成,玄施延命,道正一元,布于伯气,定召祭酒张普、萌(盟)生赵广、王盛、黄长、杨奉等,谕受微经十二卷。祭酒约施天师道,法无极才。”“天师道”、“正一”等字眼应是张陵(张鲁祖父)创派后所沿用,故见于此碑。日后道教典籍也这样称呼,比方《云笈七签》卷六称张道陵为三天法师、正一真人。
黄老思想在巴蜀本已有根基,像修黄老的杨厚,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好黄老的益州人还有翟酺、折像等人,加上皇帝也信道(见《后汉书.襄楷传》),这是群众接受的基础;东汉中期政治渐坏,天灾、疫疾遂给其以治病为名传教的好机会:“时巴郡巫人张修疗病,愈者雇以米五斗,号为五斗米师。”(见《后汉书.灵帝纪》注引刘艾《纪》)(注1)当地少数民族好鬼巫,自然容易被吸纳为教徒(注2)。
鱼豢详细记录其治病方法:“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
据成书于北周时的《无上秘要》卷二十三所引的《正一炁治图》,当中所列的二十四治,包括阳平治、鹿堂治、鹤呜山治(张陵修道处)、浕口治等,遍及益州各地,其中还有在司隶的北邙治,可作参考。
《经典释文序录》称《想尔注》二卷。不详何人,一云张鲁,一云刘表。以荊州的儒家学风来说,张鲁的可能性确实较大;饶宗颐先生根据敦煌天宝十载写本卷末记有“道经卅七章”、“系师定”等字句,在《老子想尔注校笺》也认为:“当是张陵之说而鲁述之;或鲁所作而托始于陵,要为天师道一家之学。”
书中內容为围绕著对“道”的信仰,排斥他教,神化老子,冀人信行真道,奉守道诫,结合积善及积精达致仙寿天福。治国者也需师道教化民众,才能获得太平符端。寇谦之“少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见《魏书.释老志》),可见天师教教徒冀服食丹药成仙。

《后汉书》卷38论曰:“安顺以后,风威稍薄,寇攘寖横,缘隙而生,剽人盗邑者不阕时月,假署皇王者盖以十数。或托验神道,或矫妄冕服。”诚行谶纬的东汉,借助宗教或神迹起事,为数不少;
“雄据巴、汉垂三十年”,张鲁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向曹操投降,三十年前也就是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左右;刘宏在中平五年改州刺史为州牧,同年刘焉入蜀,故刘璋在建安十九年才说他们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故张鲁政权如仅存在二十多年(从刘璋时据汉中开始计算),陈寿不应称三十年。陈寿这句是否错误,关键在于天师道在巴地的势力。虽然中平元年张修起义于巴郡,寇郡县后就沒有下文,但不代表沒有植根于当地:
“鲁部曲多在巴西”(见《三国志.刘璋传》),所言非虚,张鲁的臣子除其弟张卫外,大多来自源巴地,不但有巴西阎圃、王平,还有三夷王杜濩、朴胡和袁约,板楯蛮李虎(李特曾祖父,见《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李特雄期寿势志》)、杨车巴李黑等。李休则来自南阳,杨昂、杨帛、杨任和李伏(见《三国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的籍贯则不可考。
因为在巴郡境內,“俗性剽勇”的板楯蛮早已成为天师道的信徒,“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巫觋,多往奉之”(见《晋书.李特载记》)。辖境应如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汉中志》分析:“杜濩名最大,所居在垫江界,今广安与渠县界间之賨王城是也(杜为垫江大姓)。朴胡所居在阆中界,今巴中县之平梁城是也。朴胡名虽次于杜濩,居地与汉中最近,故其后张鲁奔就之。且使胡先试降于操,得许封号后,乃送鲁出。范目所率以助汉王定三秦之七姓,即有朴氏……袁约所居疑在朐忍县界,故近年农民于开县耕地中得汉賨邑侯金印(曹操所颁给三賨王印)。”
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范长生与巴氐据蜀的关系》一文中,引用《华阳国志.巴志》秦昭襄王重募射白虎的賨人、《南齐书.蛮传》中“虎皮衣楯,便弩射”一句,推论出他们善射,这正正是天师道争雄的资本。
中平五年六月凉州(注3)马相聚众绵竹,自号黄巾,破雒县、杀益州刺史郗俭,更连下蜀郡、犍为,又別破巴郡、杀太守赵部,十一月板楯蛮复叛。“巴郡黄巾贼”(见《后汉书.南蛮传》)更像是天师道,而不是马相这群流民,所以板楯蛮才响应,但很快被西园上军别部司马赵瑾讨平;马相则被益州从事贾龙讨斩。
《巴郡太守樊敏碑》云:“季世不祥,米巫凶虐,续蠢青羌,奸狡并起,陷附者众,君执一心,赖无污耻,复辟司徒,道隔不往。牧伯刘公,二世钦重,表授巴郡。”(见《隶释》卷十一)“牧伯刘公”四个字,说明是刘焉入蜀后的事,严耕望先生在《两汉太守刺史表》更认为樊敏是刘焉所表任。
“米巫凶虐”指的恐怕是中平五年巴郡曾一度失守这事,叛乱虽平息,但张鲁、张修根本沒死,从日后能击杀汉中太守并占其地,可知仍保有一定实力。(青羌即青衣羌、叟,但分不清他们是因马相,还是天师道才参与叛乱)
张修未必如裴松之的怀疑实乃张衡,因为范晔也记张修在中平元年七月反,时人把同年反的妖道并列,并无不妥,故理据较薄很难成立。张修在《典略》与张角并列,又说明其在汉中的独立性,大概同是天师道的头目,但张鲁怎样也是教主,故只能听命:张鲁遣其党张修攻汉中太守苏固(见《华阳国志.汉中志》)。
陈华昌先生在《曹操与道教及仙游诗研究》第五章第一节,参考了《三国志集解》注引李膺《益州记》所载的张衡卒年后,提出一个可能性:“不管她怎么驻颜有术,年纪也不应超过四十岁吧……其时的张鲁,最多不过二十多一些。如果张衡死于光和二年可信的话,其时张鲁只有十来岁……实际执掌教务的是张鲁母亲。中平元年黄巾起义时,张修亦起兵响应。他的行动,自然是得到教主的同意,实际上是得到张鲁母亲的同意。”可聊备一说。

刘焉是一个有能力的群雄,移治绵竹后“抚纳离叛、务行宽惠”等一系列举动,一举数得:
一、益州豪强势力挺大,他既不走刘表与豪强合作之路,只能打击,把州治移至刚被攻占的绵竹,远离他们,然后诛杀王成等十余人立威。贾龙联合犍为太守任岐反攻,但不敌被杀(赵韪之乱,更是后话);
二、对比以前益州治下的“赋敛烦扰”、“贪残放滥,取受狼籍”,“行宽惠”有助拉拢民心,更容易吸纳叛民成为自己的兵力。南阳、三辅的流民数万家,就这样变成党羽,号“东州兵”。高敏先生在《秦汉史论稿》第十二章第四节更猜测:“绵竹是益州黄巾发难的地方,义军的社会基础无疑比较雄厚。刘焉之所以要‘徙治绵竹’,显然是为了要加强对义军的分化瓦解,同时也在于摆脫州中权豪的控制”;
三、张鲁自然是他拉拢的对象,情况如任乃强先生在所分析:“治绵竹厚抚东州流民为己用,犹恐不敌,察见五斗米道徒与巨室豪门势不相容,乃躬自崇奉其教以绥纳之……称五斗米教徒为义民,任张鲁为督义司马……以断北道事委张鲁,而留其母,弟若表示其信道甚笃者。故能得道徒支持,孤立巨室豪门。”
张鲁的“督义司马”和樊敏的“助义都尉”一样,皆是刘焉独创。刘焉还设前、后、左、右部司马,擬四军统兵,位皆二千石(见《华阳国志.刘二牧志》),秩如太守,张鲁和张修的大概也是二千石。
四、“阴图异计”是刘焉的最终目的,假设招揽天师道后,让他们占领巴、汉,便有借口对外声称来往朝廷之路被断绝,因为确实“数害汉使”,“造作乘舆车具千余乘”,实则割据益州。

对张鲁来说,被招安后虽然行动有所掣肘,但名义上是朝廷命官的府属,只要不与刘焉反脸,停战让其教区维持下去,也无不可,故双方一拍即合。张鲁母及弟则留下,权充人质。
汉中太守苏固有门下掾陈调,其人“素游侠、学兵法”,但苏固就是不用他的守悍御寇之术。当张鲁与张修攻至,逾墙走投赵嵩,求隐避处不果,苏固被杀。陈调率宾客百余人反攻张修,慷慨就义。张鲁遂占汉中。关于出兵时间,陈寿和范晔皆沒明确年份,常璩在《刘二牧志》放在初平二年之前、《汉中志》则记初平中,也就是初平元年左右发兵。
张鲁在初平二年左右占领汉中后,不知道甚么原因就杀了张修,“因其民行修业,遂增饰之”,鱼豢或许点明原因,就是教主眼见张修势力渐长,有威胁他地位的危险,故只能尽早除掉。关于张修死年,《典略》记在“及鲁在汉中”之前,因此卿希泰认为是误记,或逃亡之意。《资治通鉴》放在建安五年是错误的,因为这事发生在刘焉死(兴平元年)前。
从刘焉联合马腾谋袭长安时,还能使校尉孙肇将兵参战,可知汉中在刘焉生前仍是通行无阻,这情况直至刘璋继立后才彻底改变。
刘璋被赵韪等拥立不是他的英明,而是他的所谓温仁,实际上懦弱少断才最贴切。张鲁此时不摆脫刘益州,更待何时?这就是“稍骄恣,不承顺”,且得杜濩等三巴夷王响应。刘璋遂杀人质,双方从此成为仇敌。刘璋遣与他有旧的和德中郎将庞羲、李思进讨,但反数为所破。面对巴人日叛的情况下,兴平二年,刘璋只好让庞羲为巴郡(注4)太守,屯阆中御敌。他为加强防御力,故“辄召汉昌賨民为兵”;刘璋另遣杨怀、高沛守关头(大多认为是白水关)御张鲁。
朝廷面对无法消灭的现实下,让其为镇民中郎将(常璩则记镇夷)、领汉宁太守,通贡献而已。后又有民献上出土的玉印,群下欲尊张鲁为汉宁王时,功曹阎圃劝谏:“汉川之民,戶出十万,财富土沃,四面险固,上匡天子为桓、文,次及窦融,不失富贵。今承制署置,势足斩断,不烦于王。愿且不称,勿为祸先。”确实,张鲁暂时守有余,但无力争天下,且早已有米贼之称,无必要做出头鸟称王,好留一条后路予己,故张鲁同意。
因此,汉中有甘露降时,李休(李胜之父)见张鲁拥兵数万,有四塞之固,遂建言赤气久衰,黄家当兴(东汉为火德,五德终始之说下将被土德所代),欲让张鲁举号,但不为所听。

关于西城、上庸、房陵,本汉中三县,《华阳国志.汉中志》称:“在汉中之东,故蜀汉谓之东三郡。”当地汉蛮错居,崇山环抱、四塞险固,可经沔水、堵水、筑水到达襄阳,秦汉时为罪犯流放之地。益、荆交界的房陵离蒯族所在的中庐最近,蒋琬曾想以船载兵顺流攻魏兴(西城)、上庸,众议还路甚难非长远之策,这才作罢。
申耽、申仪兄弟在西城、上庸间聚众数千家,后与张鲁往来,是割地自保的豪强。张鲁降后曹操析郡,另加其为将军、上庸都尉,这是控制力不足下的怀柔措施。
三县实际上已如田余庆先生在《秦汉魏晋史探微.东三郡与蜀魏历史》所说:“已与益州主要部份脱离,不得不各自为政……其中东端的房陵长久以来即受荊州襄阳的羁縻,也是势所必然。”建安二十四年孟达从秭归北攻房陵,太守蒯祺为达兵所害,胡三省谓:“此郡疑刘表所置,使蒯祺守之,否则祺自立也。”曹操得汉中后,确实没有文献记录显示分置房陵郡;
查《华阳国志.汉中志》新城郡条,当中并没有提及有大姓蒯氏;再鉴于刘表不但以蒯越为章陵太守,还趁交州刺史、苍梧太守身故而自己私署,染指五岭外的交州。刘表有可能无视无主之地、在襄阳西北的险要(北面为武当山)、有战略价值(不攻永安也能到达益州)的房陵吗?对刘表来说近乎垂手可得的,所以让蒯祺任房陵太守,后蒯祺随蒯氏一同降曹,仍为曹操所留任是最大的可能性了。

注1.李贤原文仅为“刘艾纪”,但据《旧唐书.经籍志上》记载,《汉灵、献二帝纪》才是全名,共六卷。
2.天师升玄都。米民山獠,遂因妄传……夫五斗米教出自天师,后生邪浊复立米民。世人厌畏,是以子明杜恭俱因魔蟒。又涂炭斋者,事起张鲁。氏夷难化故制斯法乃驴辗泥中,黄卤泥面,擿头悬柳,埏埴使熟,此法指在边陲不施华夏。《弘明集》卷八引《辨惑论》
僚人分布于四川、陕南,是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附带一提,“刘璋教曰:夫灵仙养命。犹节松霞而厚身,嗜味奚能尚道。子鲁闻之愤耻。”这句也是出自释玄光,不明白张澍为甚么把此书收进《诸葛亮集》,还声称出自《艺文类聚》?
3.《三国志.刘焉传》、《华阳国志.刘二牧志》记马相是凉州人,但《后汉书.刘焉传》、《资治通鉴》则书益州贼。陈寿、常璩皆是蜀人,成书时间也比范晔早,故採纳凉州说。
4.建安六年,也就是赵韪举兵反刘璋后,安汉(郡治)、阆中等数县的巴郡才改名作巴西郡,因此庞羲任的郡应如常璩所记为是。范晔那句“因袭取之”疑有误,因为陈寿、常璩皆沒提及攻下巴郡。
巴地在兴平二年(任乃强先生解释:“初平六年是因为盖蜀乱道闭,颂朔不至,蜀人犹奉初平年号。六年,即兴平二年也”)、建安六年等的分郡情况及原因,可详见《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巴志》及李晓杰先生的《东汉政区地理》第九章。
《汉中志》记刘璋杀张鲁母于建安五年,后才兴兵,但《刘二牧志》记双方交战于赵韪反(建安五年)前。既然《巴志》记庞羲任太守乃初平六年,故从《刘二牧志》的时间与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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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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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李飞 于 2016-9-20 01:26 编辑

附论:得陇望蜀?
得汉中后曹操不乘胜追击伐蜀,借用刘秀对岑彭的命令,意思却反过来,变成人要知足:“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然后选择班师回朝,这决定的对与错,历朝都有不同的看法,先看当事人的理据,以及刘备方谋主法正的事后分析:
刘晔:“劝明公以步卒五千,将诛董卓,北破袁绍,南征刘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势慑海外。今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失守,推此而前,蜀可传檄而定。刘备,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
另一位主簿司马懿也持这看法:“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
法正事后评估:“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偪故耳。”
后人议论中最早肯定刘晔之言乃裴松之,他在《贾诩传》叹:“魏武后克平张鲁,蜀中一日数十惊,刘备虽斩之而不能止,由不用刘晔之计,以失席卷之会。”也有反对的如胡三省:“七日之间,何以遽谓之小定?晔盖窥觇备之守蜀有不可犯者,故为此言以对操焉耳。”

曹操沒有顺势入蜀,是否明智,其实很难判定,就算假设从南郑已得到大量粮食、己军不是疲兵。倒不如罗列一下外部的客观条件,让读者自行分析:
一、建安二十年七月时,刘备确实还在荊州与孙权争三郡,但得知曹操攻汉中的消息后,已达成湘水之盟并抽身回江州。张鲁还在巴中未降曹时,刘备已遣黄权督诸将相迎。刘备主力不在益州的真空期,实际也就数个月。但別忘记,张鲁到十一月时才在巴中完全投降。
二、曹操当时可从汉中入蜀的路线,实际只有金牛道和米仓道,但在十一月前,巴三酋仍未降。再者,此路险恶不太适合大举入侵(比陈仓道要命多了的补给线)。留蜀驻军也在防备曹军出此路,曹操入汉中后,诸葛亮便南下至犍为郡,出屯江阳(见《元和郡县图志.剑南道下.泸州条》),沿长江往东可至江州;
金牛道呢?刘备围雒城也耗了一年,曹操深知攻下阳平关只是受幸运女神眷顾;在剑阁前再分偏师走阴平偏道?有沒有响导?不是人人皆是通晓地理的邓艾。
三、刘备新占益州不久,且是用不光彩的手段获得,民心不太稳固,所以才有蜀降人:“蜀中一日数十惊,备虽斩之而不能安也”的说词。但这些惊恐能转化成多少实则效果?像刘备攻刘璋时的张松奉送地图?绵竹令费诗开门投诚?吴懿、李严举军投降?围雒城也花了刘备一年时间,故保守估计,曹操还是要与回蜀的刘备主力大战一段不短的时间,但留蜀驻军还是以逸代劳的。
四、曹操面对的后顾之忧:孙权、乌丸、忠汉势力。曹操征汉中前确实留下指示与合肥诸将,张辽也确实完美冲阵了一波,迫使孙权退兵。但如果在蜀中征战数年,孙权再攻合肥时,张辽、乐进和李典能否久守至援军救援?梁习、裴潜两位能吏管治下,加上曹彰北征,代郡乌丸相对上确实是小问题,但还是要从中央抽调部份兵力;纵有王必、曹丕镇守,还是发生了吉本、魏讽之乱,事后整顿稳定內部还是要花精力。
五、不是乘胜追击就一定能再下一城,就如王基之言,他在破寿春、杀诸葛诞后劝司马昭,別以为有荡覆吴之势就追击:“昔诸葛恪乘东关之胜,竭江表之兵,以围新城,城既不拔,而众死者太半。姜维因洮上之利,轻兵深入,粮饷不继,军覆上邽。夫大捷之后,上下轻敌,轻敌则虑难不深。今贼新败于外,又内患未弭,是其修备设虑之时也。且兵出逾年,人有归志,今俘馘十万,罪人斯得,自历代征伐,未有全兵独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绍于官渡,自以所获已多,不复追奔,惧挫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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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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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治下乐土
“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县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
陈寿这段总结了张鲁政权与东汉不同的分级、管治模式,鱼豢又补充了法规:“又使人为奸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又教使自隐,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
其在汉中政教合一的政权,在中国史上也是少有的异类,故较受史家所关注。不但是早期道教史无法迴避的人物,像日本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谷川道雄先生,在其代表作《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增订本)》第一编第二章第二节就这样描述他眼中的初期道教共同体:“信徒们为了那些异乡人而割让出自己生活资产,而接受施舍的路人又遵守为其他路人限制欲望的规矩。如此相互的自我抑制行为,就构成了这一教团的共同协作性。这是一种进一步超越血缘关系的,以伦理意识为媒介的协作关系。”
“行宽惠,百姓亲附”(见《水经注.沔水上》),由此可见在张鲁治下,汉中还算不错。常璩称:“其市肆贾平亦然……其供道限出五斗米,故世谓之米道。”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史(修订本)》第一卷第二章第三节怀疑义舍的经济来源:“大概是托名‘供道’的租米制度,即由道民交纳一定数量的米肉诸物。这种租米制度,可从六朝时期的道书窥得一斑,至北魏寇谦之‘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见《魏书.释老志》)之后废止。”
汉中上计吏程包曾对刘宏分析板楯蛮叛乱之因:“本无恶心,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棰楚,过于奴虏,亦有嫁妻卖子,或乃至自刭割。虽陈冤州郡,而牧守不为通理。阙庭悠远,不能自闻。含怨呼天,叩心穷谷。愁苦赋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见《后汉书.南蛮传》)张鲁治下沒这么多赋役,得外族之心其实也不全是宗教麻痺,也有回应民生诉求。
刘宋陆修静在《陆先生道门科略》(收录进《正统道藏》太平部)记录了张鲁的戶籍制度、教众守戒律:“天师立治置职,犹阳官郡县城府治理民物,奉道者皆编户着籍,各有所属。令以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五日,一年三会,民各投集本治,师当改治录籍,落死上生,隐实口数,正定名簿,三宣五令,令民知法。其日,天官、地神咸会师治,对校文书,师民皆当清静肃然,不得饮酒食肉,喧哗言笑。会竟,民还家,当以闻科禁威仪教敕大小,务共奉行。”陆修静乃相隔两百年的修道者,故这段也有参考价值。

汉中盆地位于巴山与秦岭之间,土壤肥沃、气候温暖湿润,稻麦皆宜,沔水、褒水、涔水等皆可引水灌溉,还有西汉初经营的山河堰这水利项目,早已是一个农业发达的地区。《汉书.地理志上》记汉中沔阳有铁官,产铁区自能补充兵器的消耗。《元和郡县图志.山南道三》则记录襃、斜林木竹箭之饶,能提供冶矿燃料和弓箭原材料。
栈道就是在旁山的悬崖壁上凿孔,插入木梁,一端入岩石,另一端立柱。后铺以木板、敷以土石,其中有一段被称为“千梁无柱”,因壁与山坡或山下河流相距甚远,故无法立柱。为使牢固的唯一法子就是加长木梁,尽量深入壁內。因此诸葛亮称:“其阁梁一头入山腹,其一头立柱入水中……悉无复水中柱,迳涉者浮梁振动,无不摇心眩目也。”(见《水经注.沔水上》)实乃最真实的写照。
张鲁更建立一些防御据点,比方襃斜道上的张鲁城(阳平关以北)、陈仓道上,阳平关对岸的张鲁治、子午道上的黄金戍(注5),让汉中更易守难攻。陈琳在《为曹洪与魏文帝书》时叹:“汉中地形,实有险固,四岳三涂,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数万,临高守要。一夫挥戟,万人不得进。而我军过之,若骇鲸之决细网,奔兕之触鲁缟,未足以喻其易。”(见《文选》卷41)
或者当事人曹操最有资格评价,走襃斜道救援夏侯渊后叹了一句“五百里石穴”。(见《三国志.孙资传》注引《资別传》)严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图考》第三卷第十九篇,参照地图和结合史籍、出土金石和唐诗,作出以下的生动描写:“按斜水流程不过百余里,而沿水南岸近处太白山脉自西而东高峰迭起,海拔多达二千五百公尺以上,最高主峰(E107。40’.N34)且达四千公尺,北岸近处等高线亦达一千八九百公尺,而谷地等高线乃在一千二百公尺以下,地势起伏,变化太大,道通中,自属艰险,曹操谓‘五百里石穴’,盖尤指此段与南段襃谷一段而言欤?”

赤壁战后,曹操又与孙权、刘备双方在淮南、荊州拉锯,天下三分之势渐现。曹操为解决后顾之忧,遂把目光转移至关中。建安十六年三月,曹操遣钟繇从弘农出兵伐张鲁,夏侯渊兵出河东与钟繇会师。诚如胡三省所言:“伐虢取虞之计也”(见《资治通鉴》卷66),借口伐张鲁逼关中诸将反叛,出师有名,故无视卫顗、高柔的劝谏。果如曹操所料,关中十将并沒有因家中人质在曹操手中,干脆投降臣服,而是全联合起来,十万之众迎战曹操。
曹操成功偷渡蒲阪津,潼关天险尽失,再行贾诩的离间计,最终击败关中军,斩成宜、李堪等。曹操进军安定,迫降杨秋后复其爵位,使留抚当地民众。十二月,留夏侯渊等屯长安后还。
马超、韩遂等虽走凉州,但准备联合羌、氐,卷土重来。曹操开始接掌关中各地,不过梁兴等仍屯蓝田各地,局势仍然不稳,欲外逃的百姓自然选择汉中,而不是军阀依旧林立的河西,从子午谷奔来数万家,张鲁实力增强。像读书人石德林入汉中后,常读《老子五千文》诸內书(见《三国志.魏志》卷十一注引《魏略》),这与鱼豢所记的:“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一句,说法相近。
刘雄鸣则是被部下劫持,又有亡命的加入下,聚众数千人占武关,被夏侯渊击破后奔汉中。(各有众千余家的河东人程银、侯选也入汉中,尽管鱼豢沒交代,但不排除是随马超而来的可能性)
马超不知道与张鲁达成怎样的协议,居然能让其外争,也许是感受到曹操、刘备的压力吧。十七年正月,遣杨昂助马超,万余人攻凉州州治冀城。诸县闻风请降、八个月援兵不至、別驾阎温外出求援失败下,刺史韦康不愿百姓再受苦而出降。夏侯渊军接战,不利,加上氐王杨千万等反(注6),暂时退兵。
可惜马超实在不是争天下的料子,政治能力太低,使杨昂杀投降的韦康、太守的同时,又被杨阜瞒骗。杨阜借丧妻求葬假为名,至历城与外兄姜敍联络,以及赵昂、尹奉、梁宽等里应外合,结果全州欲替韦君复仇的情况下,甚至有姜敍母不怕死、赵昂妻王异可弃在马超军中之子于不顾(赵月后质于南郑),马超被赶回汉中、妻子杨氏被杀。
张鲁以其为都讲祭酒,本欲嫁女结为亲家,但有人进谏:“有人若此,不爱其亲,焉能爱人?”马超确实置留质的父亲马腾于不顾,结果关中兵败后被曹操所杀。这事才发生不久,连姜敍母都骂其为“背父之逆子”,张鲁便打消念头,只再派兵与马超北争,但又攻不下赵昂、王异所守的祁山。加上援军夏侯渊的先锋张郃将至,马超不战自退。

另一方面,欲“得蜀而并张鲁”的周瑜在建安十五年去世后,孙权仍沒放弃染指汉中的野心。明年,遣吕岱督郎将尹异等,以二千兵力西诱张鲁到汉兴寋城(此地在哪很有争议性,关中?南中?甚至可能是传抄之误,实为巴郡汉昌县),张鲁心生怀疑便断道,计策失败后,孙权便召吕岱还。这事其实还有疑问,鲁肃早劝孙权借南郡予刘备,吕岱是如何过境?孙权曾建议:“今欲先攻取璋,进讨张鲁,首尾相连。”刘备不与孙权合作共同取蜀的同时,眼见吕岱这么少的兵力,便让其袭张鲁?
哪个月也有异问,和刘备一同入蜀?还是也受刘璋之邀,早于刘备?《吴书》这条虽不见得一定不可信,但又有太多无法肯定的疑惑。不过有一件事则无疑问,就是孙权日后继续尝试占领东三郡(注7)。
同年,刘璋遥闻曹操攻张鲁,恐惧下被张松所骗,怕曹操得张鲁物资后取蜀。结果不理会黄权、王累、刘巴等的忠言,坚持引狼入室,进行所谓的请刘备讨张鲁保平安。遣法正将四千叟兵迎刘备,前后赂遗以巨亿计。
得到张松提供的益州军备、地势的地图后,刘备留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守荊州,与庞统、黄忠、魏延等入蜀。刘璋率步骑三万设宴于涪,刘备拒纳庞统于宴会杀刘璋之计,欢饮百余日后,再得到刘璋增兵、督白水军之权,三万余、车甲器械资货甚盛下(注8),北到葭萌,沒有立即出兵攻张鲁,而是厚树恩德,以收众心。
十七年十月,曹操南征孙权,孙权向盟友刘备求援。刘备遣使告刘璋,称孙权和关羽都有危险,张鲁是自守之贼,不足虑,再求万兵及物资东援。刘备在讨张鲁一事上寸功未立,可士兵和物资却要了不少,且张鲁都已联合马超北争,不再是自守之贼了。益州不是沒兵沒军资,刘璋在这情况下还能许兵四千、物资各半,真是暗弱无能至极。张松之兄惧祸便告发,刘璋收斩张松,二刘交恶。刘备召斩杨怀,吞白水军并留质、留下霍峻守葭萌后,遣黄忠、魏延等据涪。
明年,刘璋军反攻失败,退守绵竹,但随著多人投降,再退守雒。二刘交战期间,张鲁将杨帛曾欲求一同守城(这个理由,与叫霍峻白送城有何区別?),霍峻示以与城共存亡的决心后,杨帛乃退兵。这决定也不能说不明智,因为随后刘璋将扶禁、向存等率万余由阆水进兵,围城一年,反被刘备军击退。
随著诸葛亮、张飞等入蜀增援平定各地,虽有庞统意外中流矢亡,刘备军还是于十九年夏,攻下雒城,合围成都。马超自感张鲁不足与计事,內怀于邑,加上杨帛欲害其能,早已另有想法,正好刘备遣李恢至汉中与之交好,正中下怀,便从武都逃入氐中(随行的恐怕就仅有从弟马岱等少数亲信),转奔往蜀投靠刘备。其庶妻董氏和儿子马秋,则与马超的属下庞德一同留于汉中。
马超至,成都震怖,刘璋遂降。十月,夏侯渊讨斩割据枹罕三十余年的宋建,凉州草定。张鲁正式面对北有曹操、南有刘备的情况,能否继续恃险拒守?尤其是刘备,汉中对益州来说,尤如杨洪的话:“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志在必得。

5.沔水又东迳白马戍南,浕水入焉。水北发武都氐中,南迳张鲁城东……建城治,因即崤岭,周回五里,东临浚谷,杳然百寻。西北二面,连峰接崖,莫究其极。从南为盘道,登陟二里有余。浕水又南迳张鲁治东,水西山上有张天师堂,于今民事之。庾仲雍谓山为白马塞,堂为张鲁治。东对白马城,一名阳平关。浕水南流入沔,谓之浕口。其城西带浕水,南面沔川城侧二水之交,故亦曰浕口城矣。《水经注疏.沔水上》
黄金山,张鲁旧戍,南接汉川,北枕驿道,险固之极。《南齐书.高帝纪上》
黄金戍。按《梁州记》云:戍,水陆艰险,在县西北八十里。即张鲁所筑,南接汉川,北枕古道,俗号为铁城是也。《太平寰宇记.山南西道六.真符县条》
6.马超在汉阳,复因羌、胡为害,氐王千万叛应超,屯兴国。使夏侯渊讨之……韩遂徙金城,入氐王千万部,率羌、胡万余骑与夏侯渊战,击,大破之,遂走西平。《三国志.武帝纪》
又督朱灵平隃糜、汧氐……围遂、超余党梁兴于鄜……马超围凉州刺史韦康于冀,渊救康……超来逆战,军不利。汧氐反,渊引军还……超将氐羌数千逆郃。未战,超走……大破遂军,得其旌麾,还略阳,进军围兴国。氐王千万逃奔马超,余众降。《三国志.夏侯渊传》
与夏侯渊讨鄜贼梁兴及武都氐,又破马超。《三国志.张郃传》
氐人有王……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禄,或在汧、陇左右。其种非一……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近去建安中,兴国氐王阿贵、白项氐王千万各有部落万余,至十六年,从马超为乱。超破之后,阿贵为夏侯渊所攻灭,千万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三国志.东夷传》末注引《魏略》
如果光看《武帝纪》和《张郃传》不会让读者困惑:斩梁兴后,曹操让夏侯渊讨马超和武都氐王杨千万;但再看《夏侯渊传》,莫非马超又得之前被曹军所伐的汧氐之助?这谜团要感谢裴松之收录了《魏略》这段珍贵记录,后人才可研究氐人历史。原来武都氐在建安中时已在汧水流域、陇右一带,徐晃在建安十六年冬所讨伐的隃糜、汧氐,正正就是马超氐、羌军中的氐王杨千万和阿贵。
7.逊径进,领宜都太守……又攻房陵太守邓辅、南乡太守郭睦,大破之。《三国志.陆逊传》
蜀(王先谦云安桥近蜀)、吴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兰塞以救(孟)达。《晋书.宣帝纪》
8.璋以米二十万斛,骑千匹,车千乘,绘絮锦帛,以资送刘备。《三国志.刘璋传》注引《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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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魏武挥鞭
魏公国已建、己女曹节被立为皇后的曹操只好抢先一步,终在建安二十年三月,率十万(见《张鲁传》注引《魏名臣奏》)亲征张鲁。历代从关中攻汉中有四条道路:陈仓道、襃斜道、骆谷道、子午道。先谈傥骆道,如同严耕望先生所指出,此路似始见于史乃曹爽伐蜀之时,当时是否已完全开通?无法判断,但谷中多毒蛇、水陆艰险,与子午道并列(见《元和郡县图志.山南道三.洋州条》),却是可以肯定的。
子午道当时是通行的,关中难民就是沿此路投汉中,但道路状况不见乐观:王莽复开后,汉明帝诏重开,可知渐被荒废、安帝和顺帝时复修过。子午道之险恶,最著名的战例当属曹真伐蜀时遇上连场暴雨,被迫退兵。何况张鲁还修了黄金戍,曹操不考虑,其实实属明智。
东汉时最常使用的襃斜道和陈仓道,其中张鲁的“断绝谷阁”、建张鲁城,流民宁选择凶险的子午道,种种迹象显示张鲁断的就是斜谷道,因此曹操实际上也別无选择,路虽最远但相对最平稳的陈仓道,是最合理的选择了。
陈仓道由陈仓往西南,进入著名关隘的散关,直至故川道前的这段路,唐人王维有诗题云:“自大散以往,深林密竹,磴道盘曲四五十里至黄牛岭,见黄花川”,便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然后是“从山沟行,路尚平坦”(见《三省边防备览》卷二)的一段路至河池,往南又遇险阻:“悬崖万仞,山多云雨,行者屡逢泥淖”,唐时被称作青泥岭。通过这段河谷狭窄、地势崎岖的栈阁后,进入西汉水至武兴(今略阳),此处乃平地。蜀汉曾以蒋舒为督,城牢实,周迴五百许步,唯开西北一门,外有垒,三面周匝(俱见《元和郡县图志.山南道三.兴州条》)。往东南准备进入沮水前,途中当如杜甫的《飞仙阁》所描述:“土门山行窄,微径绿秋毫,栈云阑干峻,梯石结构牢。万壑欹疏林,积阴带奔涛,寒日外澹泊,长风中怒号。”越过分水岭(见《水经注.漾水》),阳平关(同时为入蜀的金牛道必经之路)就在眼前。
曹操在《秋胡行》其一曾描述此路之苦,以及心境:“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牛顿不起,车坠谷间。坐盘石之上,弹五弦之琴。作为清角韵,意中迷烦。歌以言志,晨上散关山。”
“盘石之上”出自《穆天子传》天子北征一事、“五弦琴”出自《礼记.乐记》所载舜作五弦琴歌《南风》的典故、《清角》是有德者如黄帝始有资格弹奏、呤听,否则下场就如晋平公般,遇上灾祸。(见《韩非子.十过》)自勉、烦乱等复杂心情就是曹操当时真实写照。

曹操先遣张郃、朱灵至武都(张郃才刚平定陇右,应该不会又回关中,大概是调动夏侯渊部),因为那是与马超、韩遂联合的氐人根据地,他们早已塞道。又以刘晔为主簿、杨阜遥领益州刺史,被征为参军事的张范则在长安病逝。
四月,曹操向西南过散关入河池,氐王窦茂率万余人持险拒守,一个月后攻下。麹演、蒋石等共斩送韩遂首,曹操查问后得知郭憲不愿列入条疏,叹其志义,乃表列与田乐、阳逵等赐爵关內侯(见《三国志.王修传》注引《魏略》)。曹操又以来降的成公英为军师,封列侯(见《三国志.张既传》注引《典略》),算是把韩遂残余势力一拼铲除。
“百姓恶惮远役,并怀扰扰”(见《三国志.管宁传附胡昭传》)才是常态,但后勤官员中在此战还是出现明星:平关中之战运粮最得力的杜畿,遣五千人运,他们自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负我府君。”终无一人逃亡;京兆尹郑浑,运转军粮为最。但还是受制于脆弱的补给线,军食颇乏(见《三国志.刘晔传》)。
或只好就地掠粮:雍州刺史张既別讨叛氐时收割其麦、徐晃别征椟、仇池诸山氐,尽降之,因功升为平寇将军、行护军将军夏侯渊则击下辩,收得谷十余万斛(不知道三人干的是否同为一事)。陈群谏曹真伐蜀就是沿引此事为戒:“太祖昔到阳平攻张鲁,多收豆麦以益军粮,张鲁未下而食犹乏。”
任乃强先生在《汉中志》武都郡条中“魏将夏侯渊、张郃、徐晃征伐,常由此郡”一句中认为:“陈福等三十余屯,盖武都民军助张鲁,于氐王窦茂败死后,犹聚众围攻操所派郡守张顺者。晃攻仇池诸山还,击破之也。”不过张顺应该还是将军,因苏则受命绥定下辩诸氐,经河西后才徒为金城太守。
凉州诸军会与休亭,曹操又用苏则为响导。历尽艰辛,七月才至阳平关。怎料眼前哪里是凉州从事和武都降人口中的“张鲁易攻,阳平城下南北山相远,不可守也”,等待他的是张卫率众数万人据关坚守,西有浕水、南有汉水为护,“横山筑城十余里”。曹操当时已叹了一句:“他人商度,少如人意。”但事已至此只好硬著头皮仰攻山上诸屯,但强攻当然没有好下场,伤亡不小。曹操只好撤退,令刘晔殿后并自嘲:“此妖妄之国耳,何能为有无?吾军少食,不如速还。”郭谌劝阻,认为张鲁本已遣五官掾降,只是其弟张卫顽抗,县军深入下进必克,退必不免。曹操便犹疑了。
可在这时,奇妙的逆转战机发生:夏侯惇、许褚本都登山准备召回己军,可前军夜中迷路下误闯敌营,开始松懈的敌军更主动退却(不排除就是因《世语》所载的数千野麋突坏敌营,以及高祚鸣鼓角,让张鲁军误以大批敌人来袭)。辛毗、刘晔告知二人情况后,此事连久征沙场的夏侯惇也不相信,亲自验证后才上报曹操。刘晔则建议粮道不继的情况下退兵,也不见得万全,倒不如再攻。曹操遂孤注一掷,密遣解[忄剽]等夜袭,多以弩兵射敌营,终斩杨任、张卫逃。
得知阳平关失守的张鲁想马上投降,但为阎圃所劝,因为这时降功必轻,建议投奔至巴中(杜濩、朴胡和袁约这三位信徒所占),再稍作抵降,功才多。左右劝尽烧仓库,张鲁认为本欲降,今避锐本无恶意,这些还是留给国家,便封藏而去。曹军顺利进入南郑。曹操复宁汉郡为汉中郡,分置西城郡、锡和上庸郡。曹操见封藏的仓库后,甚嘉许其行为,认为他有降意,遣人慰喻。
秘书令路粹坐违禁贱请驴伏法,不知道发生于哪一个阶段。素与他友好的曹丕得知其死讯后,为之叹惜。

米仓道又名大竹道,起点是南郑,往西南越米仓山,经汉昌往西至阆中,或者再往南至瓦口、江州。《太平广记》卷397引《玉堂闲话》云:“兴元之南,有大竹路,通于巴州。其路则深溪峭岩,扪萝摸石,一上三日,而达于山顶。行人止宿,则以縆蔓系腰,萦树而寝。不然,则堕于深涧,若沈黄泉也。复登措大岭,盖有稍似平处,路人徐步而进,若儒之布武也。其绝顶谓之孤云两角,彼中谚云:‘孤云两角,去天一握’……崎岖险峻之状。未可殚言。”同书卷433引《玉堂闲话》云:“秦民有王行言以商贾为业,常贩盐鬻于巴渠之境。路由兴元之南,曰大巴路,曰小巴路,危峰峻壑,猿径鸟道,路眠野宿,杜绝人烟,鸷兽成群,食啖行旅。行言结十余辈少壮同行,人持一拄杖长丈余,銛钢铁以刃之,即其短枪也。才登细径,为猛虎逐之。及露宿于道左,虎忽自人众中,攫行言而去。”对比金牛道,巴岭之险恶且有猛虎出沒,怪不得当地人勇悍善射、庞羲累败。
《夏侯渊传》在汉中平至太祖还邺之间有一句:“以渊行都护将军,督张郃、徐晃等平巴郡。”巴郡这地名,实指三酋控制的地盘,而不是指占有刘备之地,这和张郃日后的别降巴东、巴西二郡一样,不是指张郃已占江关都尉(或固陵郡)和赶走巴西太守张飞(注9)。
七月陷南郑、十二月曹操还邺,这段巴郡地为曹操所拥有的时间,应该是指九月巴郡三酋率巴夷、賨民归附,曹操分巴郡让他们各为太守,管理自民。所以夏侯渊等人之功是进攻三酋加速其降,达至巴郡平。
陈寿在“张鲁降”、“汉中平”的用词上,要特别注意,《张郃传》是最好的解释:“至阳平,鲁降”。陈寿其实视张鲁在七月、阳平关失守时已降,十一月正式投降只是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认为张鲁七月已降的还有范晔(见《后汉书.献帝纪》)和袁宏(见《后汉纪》卷30)。
曹军不是在十一月才至阳平;张鲁也是在阳平陷后才奔至巴中降。何况《武帝纪》所写的“巴、汉皆降,复汉宁郡为汉中”,实际上至少等同汉中平。郡治南郑已得、再分汉中属县置西城、上庸和锡三郡,难道不是已有汉中郡的明证吗?所以《夏侯渊传》中的“会鲁降,汉中平”,时间实为七月。当然,《刘晔传》才是最正确的写法:“鲁奔走,汉中遂平。”
不过这些巴东、巴西、巴郡太守与魏、吴两个江夏太守一样,并不代表曹操拿下原巴郡全境。巴郡治江州,三酋从没占领,否则张飞入蜀时,严颜守在哪里?
或有人认为:徐晃难道不可能参与了其后的巴西之战吗?那又要回到如何合理解读“平巴郡”这三个字了。难道张郃别军下巴西,能称得上为平定吗?不能!相反,三酋投降绝对称得上是。

九月,曹操获得“承制封拜诸侯守相”之权,从此不用再上表走个形式,可以直接封侯拜相,这有助于提升是役功臣和降臣的封赏效率。
十一月,张鲁降,曹操待以客礼,拜镇南将军、阆中侯(注10),邑万户,其五子皆列侯。更主动结成亲家,为曹宇娶张鲁女(注11)。以阎圃为列侯(注12),曹操以董氏赐予阎圃、马秋交给张鲁,由他亲手杀掉,这会否是立投名状,以示与马超再无瓜葛之意?李休曾劝张鲁投降,便赐爵关內侯,署散官骑从。李虎、王平等也先后为将军、假校尉。
庞德随众降,曹操素闻其骁勇(阵斩敌主帅郭援、勇冠马腾军之类),拜立义将军、封关门亭侯,邑三百戶。程银和侯选如同杨秋,复其官爵。
王粲曾作五言诗《从军行》五首,诚如李善估计:“五首非一时一地之作。”其第一首为裴松之节录并放于平汉中后:“相公征关右,赫怒振天威,一举灭獯虏,再举服羌夷,西收边地贼,忽若俯拾遗。陈赏越山岳,酒肉逾川坻,军中多饶饫,人马皆溢肥,徒行兼乘还,空出有余资。拓土三千里,往反速如飞,歌舞入邺城,所愿获无违。”其后还有若干句,可参阅《文选》卷27。这些随军作品固然重点在于赞曹操、示忠诚,但应该还有振奋军心、鼓舞士气的目的,算是第一手写征战的文学记录。
平汉中这样的大功,在进爵为魏王的诏书中,当然不得不提:“暨至西征,阳平之役,亲擐甲冑,深入险阻,芟夷蝥贼,殄其凶丑,荡定西陲,县旌万里,声教远振,宁我区夏。”
曹操为魏王后再南征孙权,令陈琳写下一篇有名的檄文───《檄吴将校部曲文》,想动摇江东內部,內容就是曹操军威、往绩、降者待遇、孙家残暴等,刚平汉中以及张鲁等人,自然是宣传重点之一:“又镇南将军张鲁,负固不恭,皆我王诛所当先加。故且观兵旋旆,复整六师,长驱西征,致天下诛。偏将涉陇,则建、约枭夷,旌首万里。军入散关,则群氐率服,王侯豪帅,奔走前驱。进临汉中,则阳平不守,十万之师,土崩鱼烂,张鲁逋窜,走入巴中,怀恩悔过,委质还降。巴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各帅种落,共举巴郡,以奉王职。钲鼓一动,二方俱定,利尽西海,兵不钝锋。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圣朝宽仁覆载,允信允文,大启爵命,以示四方。鲁及胡、濩,皆享万户之封。鲁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濩子弟,部曲将校,为列侯将军已下,千有余人。”

9.巴东郡,先主入益州,改为江关都尉。建安二十一年,以朐忍、鱼复、 汉丰、羊渠, 及宜都之巫、北井六县为固陵郡。武陵康立为太守,治故陵溪会。《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巴志》
鱼复,江关都尉治。《汉书.地理志上》巴郡条
刘备得益州后改为江关都尉,即当时刘备没有巴东郡这名字。不论治在故陵还是鱼复,张郃也不可能兵锋至白帝一带;张飞这个巴西太守,在曹操得汉中后,也从没兵败,被赶出巴西境。
10.常璩记为襄平侯,对比还在辽东公孙氏地盘內的,陈寿所记的较可信。
11.张广字嗣宗,鲁第二子也。鲁雅为魏武所宠,诸子未胜缨,并遣中使,拜授官爵。南郑城碑曰:“位尊上将,体极人臣。五子十室,荣并爵均。童年婴稚,抱拜王人。命婚帝族,或尚或嫔。”《太平御览》卷518引《魏志》
如《南郑城碑》所述属实,则张鲁不但嫁女予曹宇,其子也迎娶曹氏。
12.《晋书.阎缵传》记其祖为平乐乡侯,这与《公卿将军奏上尊号碑》(见《隶释》卷19)所载的“建节将军、平乐亭侯臣圃”相吻合,这官爵应该就是降曹时所得。亭与乡之別,大概是黄初年间所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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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李飞 于 2017-10-5 02:20 编辑

三、魏武挥鞭
魏公国已建、己女曹节被立为皇后的曹操只好抢先一步,终在建安二十年三月,率十万(见《张鲁传》注引《魏名臣奏》)亲征张鲁。历代从关中攻汉中有四条道路:陈仓道、襃斜道、骆谷道、子午道。先谈傥骆道,如同严耕望先生所指出,此路似始见于史乃曹爽伐蜀之时,当时是否已完全开通?无法判断,但谷中多毒蛇、水陆艰险,与子午道并列(见《元和郡县图志.山南道三.洋州条》),却是可以肯定的。
子午道当时是通行的,关中难民就是沿此路投汉中,但道路状况不见乐观:王莽复开后,汉明帝诏重开,可知渐被荒废、安帝和顺帝时复修过。子午道之险恶,最著名的战例当属曹真伐蜀时遇上连场暴雨,被迫退兵。何况张鲁还修了黄金戍,曹操不考虑,其实实属明智。
东汉时最常使用的襃斜道和陈仓道,其中张鲁的“断绝谷阁”、建张鲁城,流民宁选择凶险的子午道,种种迹象显示张鲁断的就是斜谷道,因此曹操实际上也別无选择,路虽最远但相对最平稳的陈仓道,是最合理的选择了。
陈仓道由陈仓往西南,进入著名关隘的散关,直至故川道前的这段路,唐人王维有诗题云:“自大散以往,深林密竹,磴道盘曲四五十里至黄牛岭,见黄花川”,便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然后是“从山沟行,路尚平坦”(见《三省边防备览》卷二)的一段路至河池,往南又遇险阻:“悬崖万仞,山多云雨,行者屡逢泥淖”,唐时被称作青泥岭。通过这段河谷狭窄、地势崎岖的栈阁后,进入西汉水至武兴(今略阳),此处乃平地。蜀汉曾以蒋舒为督,城牢实,周迴五百许步,唯开西北一门,外有垒,三面周匝(俱见《元和郡县图志.山南道三.兴州条》)。往东南准备进入沮水前,途中当如杜甫的《飞仙阁》所描述:“土门山行窄,微径绿秋毫,栈云阑干峻,梯石结构牢。万壑欹疏林,积阴带奔涛,寒日外澹泊,长风中怒号。”越过分水岭(见《水经注.漾水》),阳平关(同时为入蜀的金牛道必经之路)就在眼前。
曹操在《秋胡行》其一曾描述此路之苦,以及心境:“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牛顿不起,车坠谷间。坐盘石之上,弹五弦之琴。作为清角韵,意中迷烦。歌以言志,晨上散关山。”
“盘石之上”出自《穆天子传》天子北征一事、“五弦琴”出自《礼记.乐记》所载舜作五弦琴歌《南风》的典故、《清角》是有德者如黄帝始有资格弹奏、呤听,否则下场就如晋平公般,遇上灾祸。(见《韩非子.十过》)自勉、烦乱等复杂心情就是曹操当时真实写照。

曹操先遣张郃、朱灵至武都(张郃才刚平定陇右,应该不会又回关中,大概是调动夏侯渊部),因为那是与马超、韩遂联合的氐人根据地,他们早已塞道。又以刘晔为主簿、杨阜遥领益州刺史,被征为参军事的张范则在长安病逝。
曹操曾在入关的路上,在陕县以东开新路,杜预在《左氏春秋》晋为秦败于殽一段作注:“此道在二殽之间,南谷中谷深委曲,两山相嵚,故可以辟风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讨巴汉,恶其险,而更开北山高道。”《水经注.河水四》称:“自后行旅,率多从之。”严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第二篇评:“所谓南北道,皆仅就崤山地区之短距离而言,非余谓宜阳、新安之南北道也。又春秋崤道即是山南谷中之南道。道在谷中,故云避风雨。其北山高道,杜注指明为曹公所新开。杜预距建安时代不远,当有所据。《通典》谓春秋古道本在北,汉末徙而南,曹公又徙北,复行春秋故道;当属臆辞……《通典》所以误南道为北道者,盖唐世有道经岭岑山之南,更在古代南道之南,故目古代南道为北道矣。”
四月,曹操向西南过散关入河池,氐王窦茂率万余人持险拒守,一个月后攻下。麹演、蒋石等共斩送韩遂首,曹操查问后得知郭憲不愿列入条疏,叹其志义,乃表列与田乐、阳逵等赐爵关內侯(见《三国志.王修传》注引《魏略》)。曹操又以来降的成公英为军师,封列侯(见《三国志.张既传》注引《典略》),算是把韩遂残余势力一拼铲除。
“百姓恶惮远役,并怀扰扰”(见《三国志.管宁传附胡昭传》)才是常态,但后勤官员中在此战还是出现明星:平关中之战运粮最得力的杜畿,遣五千人运,他们自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负我府君。”终无一人逃亡;京兆尹郑浑,运转军粮为最。但还是受制于脆弱的补给线,军食颇乏(见《三国志.刘晔传》)。
或只好就地掠粮:雍州刺史张既別讨叛氐时收割其麦、徐晃别征椟、仇池诸山氐,尽降之,因功升为平寇将军、行护军将军夏侯渊则击下辩,收得谷十余万斛(不知道三人干的是否同为一事)。陈群谏曹真伐蜀就是沿引此事为戒:“太祖昔到阳平攻张鲁,多收豆麦以益军粮,张鲁未下而食犹乏。”
任乃强先生在《汉中志》武都郡条中“魏将夏侯渊、张郃、徐晃征伐,常由此郡”一句中认为:“陈福等三十余屯,盖武都民军助张鲁,于氐王窦茂败死后,犹聚众围攻操所派郡守张顺者。晃攻仇池诸山还,击破之也。”不过张顺应该还是将军,因苏则受命绥定下辩诸氐,经河西后才徒为金城太守。
凉州诸军会与休亭,曹操又用苏则为响导。历尽艰辛,七月才至阳平关。怎料眼前哪里是凉州从事和武都降人口中的“张鲁易攻,阳平城下南北山相远,不可守也”,等待他的是张卫率众数万人据关坚守,西有浕水、南有汉水为护,“横山筑城十余里”。曹操当时已叹了一句:“他人商度,少如人意。”但事已至此只好硬著头皮仰攻山上诸屯,但强攻当然没有好下场,伤亡不小。曹操只好撤退,令刘晔殿后并自嘲:“此妖妄之国耳,何能为有无?吾军少食,不如速还。”郭谌劝阻,认为张鲁本已遣五官掾降,只是其弟张卫顽抗,县军深入下进必克,退必不免。曹操便犹疑了。
可在这时,奇妙的逆转战机发生:夏侯惇、许褚本都登山准备召回己军,可前军夜中迷路下误闯敌营,开始松懈的敌军更主动退却(不排除就是因《世语》所载的数千野麋突坏敌营,以及高祚鸣鼓角,让张鲁军误以大批敌人来袭)。辛毗、刘晔告知二人情况后,此事连久征沙场的夏侯惇也不相信,亲自验证后才上报曹操。刘晔则建议粮道不继的情况下退兵,也不见得万全,倒不如再攻。曹操遂孤注一掷,密遣解[忄剽]等夜袭,多以弩兵射敌营,终斩杨任、张卫逃。
得知阳平关失守的张鲁想马上投降,但为阎圃所劝,因为这时降功必轻,建议投奔至巴中(杜濩、朴胡和袁约这三位信徒所占),再稍作抵降,功才多。左右劝尽烧仓库,张鲁认为本欲降,今避锐本无恶意,这些还是留给国家,便封藏而去。曹军顺利进入南郑。曹操复宁汉郡为汉中郡,分置西城郡、锡和上庸郡。曹操见封藏的仓库后,甚嘉许其行为,认为他有降意,遣人慰喻。
秘书令路粹坐违禁贱请驴伏法,不知道发生于哪一个阶段。素与他友好的曹丕得知其死讯后,为之叹惜。

米仓道又名大竹道,起点是南郑,往西南越米仓山,经汉昌往西至阆中,或者再往南至瓦口、江州。《太平广记》卷397引《玉堂闲话》云:“兴元之南,有大竹路,通于巴州。其路则深溪峭岩,扪萝摸石,一上三日,而达于山顶。行人止宿,则以縆蔓系腰,萦树而寝。不然,则堕于深涧,若沈黄泉也。复登措大岭,盖有稍似平处,路人徐步而进,若儒之布武也。其绝顶谓之孤云两角,彼中谚云:‘孤云两角,去天一握’……崎岖险峻之状。未可殚言。”同书卷433引《玉堂闲话》云:“秦民有王行言以商贾为业,常贩盐鬻于巴渠之境。路由兴元之南,曰大巴路,曰小巴路,危峰峻壑,猿径鸟道,路眠野宿,杜绝人烟,鸷兽成群,食啖行旅。行言结十余辈少壮同行,人持一拄杖长丈余,銛钢铁以刃之,即其短枪也。才登细径,为猛虎逐之。及露宿于道左,虎忽自人众中,攫行言而去。”对比金牛道,巴岭之险恶且有猛虎出沒,怪不得当地人勇悍善射、庞羲累败。
《夏侯渊传》在汉中平至太祖还邺之间有一句:“以渊行都护将军,督张郃、徐晃等平巴郡。”巴郡这地名,实指三酋控制的地盘,而不是指占有刘备之地,这和张郃日后的别降巴东、巴西二郡一样,不是指张郃已占江关都尉(或固陵郡)和赶走巴西太守张飞(注9)。
七月陷南郑、十二月曹操还邺,这段巴郡地为曹操所拥有的时间,应该是指九月巴郡三酋率巴夷、賨民归附,曹操分巴郡让他们各为太守,管理自民。所以夏侯渊等人之功是进攻三酋加速其降,达至巴郡平。
陈寿在“张鲁降”、“汉中平”的用词上,要特别注意,《张郃传》是最好的解释:“至阳平,鲁降”。陈寿其实视张鲁在七月、阳平关失守时已降,十一月正式投降只是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认为张鲁七月已降的还有范晔(见《后汉书.献帝纪》)和袁宏(见《后汉纪》卷30)。
曹军不是在十一月才至阳平;张鲁也是在阳平陷后才奔至巴中降。何况《武帝纪》所写的“巴、汉皆降,复汉宁郡为汉中”,实际上至少等同汉中平。郡治南郑已得、再分汉中属县置西城、上庸和锡三郡,难道不是已有汉中郡的明证吗?所以《夏侯渊传》中的“会鲁降,汉中平”,时间实为七月。当然,《刘晔传》才是最正确的写法:“鲁奔走,汉中遂平。”
不过这些巴东、巴西、巴郡太守与魏、吴两个江夏太守一样,并不代表曹操拿下原巴郡全境。巴郡治江州,三酋从没占领,否则张飞入蜀时,严颜守在哪里?
或有人认为:徐晃难道不可能参与了其后的巴西之战吗?那又要回到如何合理解读“平巴郡”这三个字了。难道张郃别军下巴西,能称得上为平定吗?不能!相反,三酋投降绝对称得上是。

九月,曹操获得“承制封拜诸侯守相”之权,从此不用再上表走个形式,可以直接封侯拜相,这有助于提升是役功臣和降臣的封赏效率。
十一月,张鲁降,曹操待以客礼,拜镇南将军、阆中侯(注10),邑万户,其五子皆列侯。更主动结成亲家,为曹宇娶张鲁女(注11)。以阎圃为列侯(注12),曹操以董氏赐予阎圃、马秋交给张鲁,由他亲手杀掉,这会否是立投名状,以示与马超再无瓜葛之意?李休曾劝张鲁投降,便赐爵关內侯,署散官骑从。李虎、王平等也先后为将军、假校尉。
庞德随众降,曹操素闻其骁勇(阵斩敌主帅郭援、勇冠马腾军之类),拜立义将军、封关门亭侯,邑三百戶。程银和侯选如同杨秋,复其官爵。
王粲曾作五言诗《从军行》五首,诚如李善估计:“五首非一时一地之作。”其第一首为裴松之节录并放于平汉中后:“相公征关右,赫怒振天威,一举灭獯虏,再举服羌夷,西收边地贼,忽若俯拾遗。陈赏越山岳,酒肉逾川坻,军中多饶饫,人马皆溢肥,徒行兼乘还,空出有余资。拓土三千里,往反速如飞,歌舞入邺城,所愿获无违。”其后还有若干句,可参阅《文选》卷27。这些随军作品固然重点在于赞曹操、示忠诚,但应该还有振奋军心、鼓舞士气的目的,算是第一手写征战的文学记录。
平汉中这样的大功,在进爵为魏王的诏书中,当然不得不提:“暨至西征,阳平之役,亲擐甲冑,深入险阻,芟夷蝥贼,殄其凶丑,荡定西陲,县旌万里,声教远振,宁我区夏。”
曹操为魏王后再南征孙权,令陈琳写下一篇有名的檄文───《檄吴将校部曲文》,想动摇江东內部,內容就是曹操军威、往绩、降者待遇、孙家残暴等,刚平汉中以及张鲁等人,自然是宣传重点之一:“又镇南将军张鲁,负固不恭,皆我王诛所当先加。故且观兵旋旆,复整六师,长驱西征,致天下诛。偏将涉陇,则建、约枭夷,旌首万里。军入散关,则群氐率服,王侯豪帅,奔走前驱。进临汉中,则阳平不守,十万之师,土崩鱼烂,张鲁逋窜,走入巴中,怀恩悔过,委质还降。巴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各帅种落,共举巴郡,以奉王职。钲鼓一动,二方俱定,利尽西海,兵不钝锋。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圣朝宽仁覆载,允信允文,大启爵命,以示四方。鲁及胡、濩,皆享万户之封。鲁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濩子弟,部曲将校,为列侯将军已下,千有余人。”

9.巴东郡,先主入益州,改为江关都尉。建安二十一年,以朐忍、鱼复、 汉丰、羊渠, 及宜都之巫、北井六县为固陵郡。武陵康立为太守,治故陵溪会。《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巴志》
鱼复,江关都尉治。《汉书.地理志上》巴郡条
刘备得益州后改为江关都尉,即当时刘备没有巴东郡这名字。不论治在故陵还是鱼复,张郃也不可能兵锋至白帝一带;张飞这个巴西太守,在曹操得汉中后,也从没兵败,被赶出巴西境。
10.常璩记为襄平侯,对比还在辽东公孙氏地盘內的,陈寿所记的较可信。
11.张广字嗣宗,鲁第二子也。鲁雅为魏武所宠,诸子未胜缨,并遣中使,拜授官爵。南郑城碑曰:“位尊上将,体极人臣。五子十室,荣并爵均。童年婴稚,抱拜王人。命婚帝族,或尚或嫔。”《太平御览》卷518引《魏志》
如《南郑城碑》所述属实,则张鲁不但嫁女予曹宇,其子也迎娶曹氏。
12.《晋书.阎缵传》记其祖为平乐乡侯,这与《公卿将军奏上尊号碑》(见《隶释》卷19)所载的“建节将军、平乐亭侯臣圃”相吻合,这官爵应该就是降曹时所得。亭与乡之別,大概是黄初年间所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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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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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汉中备战
王充在《论衡.谢短篇》直言:“赐民爵八级,何法?”可见除了关內侯、列侯外,其余十八级爵已徒具形式。王粲在《爵论》亦云:“依律有夺爵之法,此谓古者爵行之时,民赐爵则喜,夺爵则惧,故可以夺赐而法也,今爵事废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夺之民亦不惧,赐之民亦不喜,是空设文书而无用也。”(见《全后汉文》卷91)有鉴于此,曹操在十月,始创名号侯至五大夫,赏军功之用,这次改制的直接受惠对象,自然是从征汉中的功臣和张鲁的降臣(包括已奔张鲁的关中诸将)。
王粲在《爵论》的理据,应是曹操的考虑因素:“以货财为赏者,不可供。以复除为赏者,租税损减。以爵为赏者,民劝而费省者,故古人重爵也”、“爵自一级,转登十(廿)级而为列侯;譬犹秩自百石,转迁而至公也。而近世赏人,皆不由等级,从无爵封列侯。原其所以,爵废故也……上观古比高祖功臣,及白起、卫鞅,皆稍赐爵,为五大夫、客卿、庶长,以至於侯,非一顿而封也。夫稍稍赐爵,与功大小相称而俱登,既得其义,且侯次有绪,使慕进者逐之不倦矣。”
《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云:“置名号侯爵十八级,关中侯爵十七级,皆金印紫绶;又置关外侯十六级,铜印龟纽墨绶;五大夫十五级,铜印环纽,亦墨绶,皆不食租,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
曾位居关外侯的人物,尽管不见于史料,但还是存在并延续至曹睿时,张敷等不是说:“关外侯无土、铜印,当古称卒”吗?(见《通典.礼四十三》)关中侯能否袭爵,存疑。因为有传之辈如孙资、羊祜等,不会仅止于关中侯,如合肥新城之役的两位义士刘整和郑像,虽死仍获赐并能由其子袭,是否特例还不好说。
列侯与关內侯,东汉时已为金紫,曹操把金印紫绶再下放至新置的名号侯与关中侯。至于崇德侯(曹丕代汉后降汉诸侯王),史界一般认为是名号侯之一,另一个则是曹丕让孔羨奉孔子羨的宗圣侯,邑百戶。
鲁力先生在《魏晋南朝宗王问题研究》第一章评:“封侯是富贵的标志,用关外侯、关中侯取代同级的旧爵名,似乎是对社会心理的一种迎合……(名号侯)是对汉代一种只有美号、但无食邑的列侯类型的定名和降级使用……可以看出曹操取名时或将其与官位比附,或将其与高爵比附,用心良苦,目的无非是为了增加新爵的吸引力。”
与司马昭创五等爵一样,曹操改革六等爵,最终目的当然是让一批人获爵,从而加固其忠诚或被拉拢。改革的不是列侯,而是关內侯以下,故受益对象显而易见,就是这批二十等爵制度下的低级官爵者。如果参考司马昭时的“自骑督以上六百余人皆封”(见《晋书.裴秀传》),曹操改革的受益对象,也应是骑督这类中级武将。

十二月,曹操自南郑还,改刘晔为行军长史、兼领军;留征西将军夏侯渊及张郃、益州刺史赵颙(杨阜接替苏则为武都太守)等,并辅以一批府属:以兵曹议令史郭淮为征西司马、拜长史杜袭为驸马都尉,留督汉中军事(应该只指汉中郡,守汉中的夏侯渊才是主帅)。
本有意见认为韩浩智略足以绥边,建议留其都督诸军,镇汉中。曹操不同意:“吾安可无护军?”留乌丸校尉牵招为汉中护军(韩浩仍是中护军,可能是百纳本漏了个汉字),曹操还至长安时所留的骑督、太原乌丸王鲁昔(见《三国志.梁习传》注引《魏略》),应该从征。曹操也不可能不动用上“天下名骑”,反正他们留质于后方。
和洽建议拔军徙民,可省置守之费。虽然曹操自己也以鸡肋来形容汉中(杨修解读为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但这就被见鬼的补给线吓怕了吗?徙民之议可以有,但弃汉中不就拱手相让给刘备?不太可能,且汉中也有一定的粮食自补能力。张既也劝曹操迁汉中民数万戶充实三辅,杜袭便出徙洛阳、邺八万余口;李虎那五百余家则迁于汉阳郡略阳县。三辅客居者也不放过,比方晓知星历、风角、鸟情的扈累,也随徙民诣邺。
若真守不住,至少能迁民减少损失(这就是张裕嘲讽刘备的得地而不得民,那时劳动力比土地更重要),何况张鲁的天师道在当地影响力太大,也不得不移:
《隋书.地理志上》云:“(汉中之人)好祀鬼神,尤多忌讳,家人有死,辄离其故宅。崇重道教,犹有张鲁之风焉。”这条信息很重要,说明经历了两晋南北朝各民族间的征战,天师道在汉中仍然有深厚的民众基础;王浚在咸宁三年诛以鬼道惑民的犍为人陈瑞,从他自称天师、废除丧弔和问疾,几可肯定是天师道。教徒以千百数(见《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大同志》),这就是影响力。再远一点还有李特、孙恩起义。
把天师道的高层移至邺,当地基层自然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有利曹操的统治。《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阳平治》云:“诸祭酒主者中,颇有旧人以不?从建安、黄初元年以来,诸主者祭酒,人人称教,各作一治,不复按旧道法为得尔。不令汝辈按吾阳平、鹿堂、鹤呜教行之。汝辈所行,举旧事相应与?”就是真实的反映。

孙权借南郡后,虽然也有合作如刘备借道予孙权取交州,但也有刘备拒绝合取益州之议,选择自己独吞。督荊州的关羽又与孙权偶有纷争,加上孙夫人事件,矛盾日益加重,最终闹至孙权袭取长沙、桂阳、零陵三郡。刘备当然也不会罢休,从益州率兵五万,加上关羽的三万兵,随时与孙权大干一场之际,突然传出曹操陷阳平的消息,刘备只好接受既成事实,湘水之盟重新划地,好能急急回蜀(实际上收回失地零陵);孙权也可以在八月率十万征合肥,只是被张辽弄至酸溜溜的离开。
张鲁走入巴中后,黄权劝引军回江州的刘备:“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黄权之言实属良言,刘备便以他为护军,率诸将欲迎张鲁,但张鲁选择降曹。这为日后二张瓦口之战埋下伏笔,刘备不是刘璋,不可久忍三巴落入敌方手中。张郃的迁民应该就是刘备方眼中的“数犯暴巴界”。张郃与万余精兵的张飞对峙了五十余天后,终为张飞从他道邀击,不敌退兵,汉中争夺战的前哨战就这样落幕。

张鲁应该撰文(注13),让教众向魏(曹操)效忠,打消他们心中顾虑:“魏氏承天驱除,历使其然,载在河雒,悬象垂天,是吾顺天奉时,以国师命武帝行天下,死者填坑。既得吾国之光,赤子不伤身,重金累紫,得寿遐亡。七子五侯为国之光,将相缘属,侯封不少,银铜数千,父死子系,弟亡兄荣,沐浴圣恩。汝辈岂志德知真所从来乎?昔日开门教之为善,而反不相听,从今吾避世,以汝付魏,清政道治,千里独行,虎狼伏匿,外不闭门。”(见《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大道家令戒》)
天师教在禅代时也发挥了作用,李伏曾上表曹丕曰:“昔先王初建魏国,在境外者闻之未审,皆以为拜王。武都李庶、姜合羁旅汉中,谓臣曰:‘必为魏公,未便王也。定天下者,魏公子桓,神之所命,当合符谶,以应天人之位。’臣以合辞语镇南将军张鲁,鲁亦问合知书所出?合曰:‘孔子《玉版》也。天子历数,虽百世可知。’是后月余,有亡人来,写得册文,卒如合辞。合长于内学,关右知名。鲁虽有怀国之心,沈溺异道变化,不果寤合之言。后密与臣议策质,国人不协,或欲西通,鲁即怒曰:‘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上客也。’言发恻痛,诚有由然。”
当时确实盛传《春秋玉版谶》的一句话:“代赤者,魏公子。”张鲁是否真为了求证,然后相信天命而下定决心降这“魏公子”,无从稽考,但《献帝传》关于张鲁不欲降刘备的內容,却被写进《华阳国志》內。其实曹强刘弱,郤俭、甘始等术士也能成为曹军军吏。曹操也不禁止道士传教,故有《典论》描写下的茯苓涨价、董芬练功失败等,这些理由远比谶纬有力。
关于张鲁卒年,正史不载,《献帝传》只交代了张鲁在禅代前已故,《真诰》卷四注云:“按张系师为镇南将军,建安二十一年亡,葬邺东。”或可参考。
曹丕登基后严格控制道教和祠祀巫祝活动,这情况直至曹睿时禁网渐弛,才慢慢好转、广泛传播。《元史.释老志》云:“正一天师者,始自汉张道陵,其后四代曰盛,来居信之龙虎山。”张鲁子张盛相传至江西龙虎山继续传道。但道教已陷入群龙无首、科律废驰的状态,这就是北魏寇谦之改造时,要革张三张鬼法之因:如果说道安在《二教论》(收录进《广弘明集》卷八)的批判,可能因道释之争而有所偏差,那么寇谦之在《老君音诵诫经》(收录进《正统道藏》洞神部)的应该可信,他记录已出现诡称长生符契骗财、妄传房中术致淫风盛、祭酒世袭制等各种腐化:“而后人道官诸祭酒,愚暗相传,自署治箓符契,攻错经法,浊乱清真,言有三百六十契令,能使长生。鬼神万端,惑乱百姓;授人职契,录取人金银财帛。而治民户,恐动威逼,教人脆愿,匹帛、牛犊、奴婢、衣裳,或有岁输全绢一匹,功薄输丝一两。众杂病说,不可称数。妄传陵身所授黄赤房中之术,授人夫妻,淫风大行,损辱道教。有祭酒之官,称父死子系,使道益荒浊。”

以古喻今,张鲁政权有若干点类似人民公社,结果中共八屆六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不但阅读《张鲁传》,还有批语录:“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欢迎。”(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

13.据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魏晋期间北方天师道的传播》对照《家令戒》、《天师教》的用字和同期作品,判断:“写出时代虽然不能早于前秦,所述情况却可能早于前秦。《家令戒》中歌颂曹魏,并表达张鲁一家及其臣僚感恩戴德的心情,很可能沿袭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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