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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轻骑兵战略战术:司马懿“请战”的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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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28 19:36: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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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轻骑诱敌,“互挑而不战”才是上邽割麦战史料解读的关键
第二、夏虫语冰,轻骑兵的战略高度决定了司马懿容易被误解
第三、千古会心,李世民的骑兵经验有可能是《宣帝纪》采用“晋体系”史料的重要原因
第四、见可而进,从骑兵战术角度详论司马懿三追诸葛亮的成败得失
第五、十年总结,完满解决史料兼容问题后重新审视《汉晋春秋》“三硬伤”


第一、        轻骑诱敌,“互挑而不战”才是上邽割麦战史料解读的关键

《汉晋春秋》和《晋书-宣帝纪》关于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史的一系列分歧,很大程度上源于上邽割麦战。经裴松之剪裁的“裴体系”史料和以唐修《晋书》为代表的“晋体系”史料从这场战斗开始产生矛盾,其对立一直延伸到“俘斩万计”争议、“千里请战”争议和“死诸葛走生仲达”争议,最后还延伸到唐太宗李世民和修撰《晋书》的史臣的立场争议。两体系在割麦战和卤城之战上都对史料采取了“二选一”的取舍态度。笔者认为对现今的研究而言,这种“二选一”的取舍态度充其量只是一种规避争议的手段,探索两体系的兼容点才是最严谨、最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笔者十几年前就对最后两次北伐的史料兼容问题进行过大量研究,并独立地发现了“王沈历史污点”、“数人分功”、“张郃阵亡月份和斩首三千之战月份差异”和“‘坚守追击’诏书是‘俘斩万计’的有力旁证”等等兼容点,但对作为矛盾起源的上邽割麦战,笔者始终未能成功地找到最佳兼容点。笔者早期那篇很不成熟的研讨“三硬伤”的文章作了不少兼容努力,但对此战史料仍不敢说已经完满解决兼容问题。到后期笔者已经把精力转向兼容探讨,在当时最后一篇文章《〈晋阳秋〉,一部为司马懿说公道话的良史》的第四节第五点中,笔者实事求是地承认两体系在割麦战这一事件上是无法完满解决兼容问题的。
因各种原因,此文贴出后大约十年的时间内笔者基本上退出了诸葛亮北伐史研讨。在这段时间内,笔者回忆往事,越是对以往取得的成果感到自豪,就越是无法原谅自己竟然留下这样一个遗憾!
割麦战的史料是非常有特点的,在两体系争议这一问题上其最大的特点是关键争议点落在历史事件当事人的发言中,而不是落在史书作者对事件的叙述中。史书作者的叙述文字产生争议可用该作者对事件情况掌握不全面、理解不准确来解释,但历史当事人的发言给研究者留下的解释空间无疑就要小很多,甚至造成无法解释、无法兼容的后果,只能采取“二选一”取舍态度,采信或削弃。
裴注引《汉晋春秋》文段中的张郃分析上邽敌情的那段话把割麦战的对峙情况描述为“远来逆我,请战不得”,并有后面“谓我利在不战,欲以长计制之也”、“不宜进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的论述展开进一步推理,这段话都与该史书描述的“敛兵依险,军不得交,亮引而还”互为犄角,其说服力度虽不见得可以简单推翻“晋体系”的相关史料,但要达到拒绝与其兼容的目的则是绰绰有余。要实现史料兼容,张郃这些话语能给人造成难以想象的困难。兼容程度如果只是局限于诸葛亮从上邽退兵,其阻力还不太明显,但一定要把兼容程度提高到司马懿并没有被诸葛亮吓得只是依险防守这一水平上,阻力就会骤然攀升。若再进一步提高兼容要求,则在两军有没有交战,谁请战、谁不应战,谁怕了谁等等方面都会要求提供有足够说服力的兼容解释,其难度非同小可!而《汉晋春秋》文段中张郃这些话语却给出了死结论:是诸葛亮“请战不得”,战场上的能挑衅对方的强者,是诸葛亮。
到2015年2月5日深夜,笔者因一个偶然的事件再一次开始了对这一往日留下的遗憾问题的研究。此前一段时期笔者阅读了大量骑兵军事知识的文章,在这些知识的启示下,笔者重读各种史料,突然发现了割麦战史料真正的兼容点所在,茅塞顿开,大彻大悟!
兼容点并非像以往想象的那样只是简单地落在落在“望尘而遁”、“兵才接而亮退”和“引而还”之间,而是隐藏在不太被人注意的“使将牛金轻骑饵之”一句之上,这句话只要能和轻骑兵诱敌骚扰战术的加以联系,就不难产生一个对以往思维方式的反思:是否战场上的“请战”只能是单方面的挑战?能不能双方都挑战,但始终打不起来?如果打不起来,那么对实现史料兼容是非常有利的。互相挑战可以出动小部队,但大部队始终没有开战,那么“请战不得”就只是蜀军角度的单方面表述,从轻骑兵挑衅行为能增加蜀军中计追击可能性的原理出发,看清楚轻骑兵的“饵之”和“挑之”可以是同一个战术行为在不同情况和不同阶段的相应表现,在加上“晋体系”有“兵才接”的记载,魏军角度也可以说己方同样有挑衅蜀军的行为,而非简单的示弱引诱,双方表述并不矛盾。
就笔者所见而言,以往的思维方式,包括笔者的在内,无论立场观点如何,都存在一个不成文、不言自喻的前提:如果战斗最后打不起来,挑战、“请战”之类的挑衅行为只能是对峙双方中某一方的行为,如果双方都挑战,则结果无疑就应该是开战。
但如果充分考虑了魏蜀军队专长差异,这个前提就未必成立了。
诸葛亮北伐战场是蜀步兵和魏骑兵角力的战场,在割麦战战场尤其如此。双方都希望对方按己方预设条件和己方开战,但双方因为专长不同,其预设条件也不同,从而这就有可能造成互相挑衅但大部队始终打不起来的结果。蜀国步兵希望对方骑兵冲击自己的箭雨枪林,并用类似麹义破公孙瓒的方式去进行方阵推进,击溃对方的骑兵,进而击溃对方步兵。魏国骑兵希望渗透抄后或诱敌围歼。不难推断,双方都不愿意以己之短击敌之长的结果,就是虽然双方都挑衅,但最后你司马懿的大部队不按我的要求打过来,我诸葛亮的大部队也不会按你的要求打过去,在割麦战的战场上哪怕把诸葛亮的部队远来目的看作“请战”也是如此。
轻骑兵的骚扰挑衅战术,可参考《史记-匈奴列传》的“详败走,诱汉兵”,《汉书-匈奴传》的“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以及《黑鞑事略》的:“敌或森戟外列,拒马绝其奔突,则环骑疏哨,时发一矢,使敌劳动”、“或才交刃,佯北而走,诡弃辎重,故掷黄白,敌或谓是城败,逐北不止,冲其伏骑,往往全没”。轻骑兵的挑衅攻击如果无法奏效,则马上从“挑之”转入回撤状态,回头射箭保持对敌军的骚扰。如果己方已经设下伏兵,则这种回撤状态就是“饵之”。
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后,哪怕蜀军角度战况表述是落在张郃的发言中,也与“晋体系”的魏军角度战况表述并不矛盾,但可以实现兼容!
不考虑轻骑兵诱敌骚扰战术,不参考魏蜀两军的骑兵步兵对抗的特点,则割麦战记载两体系无法完满解决兼容问题;一旦考虑了,则前者的“敛兵”和后者的“望尘而遁”、“饵之”可以兼容。割麦子的少量蜀兵见到魏军骑兵扬起的尘土当然要往大部队方向撤退,自然是“望尘而遁”。魏军诱敌当然要边打边退,伏击部队当然要隐藏起来,能藏兵当然有山坡之类的地形,诱敌部队向山坡地形退却,蜀军视角可视为“依险”。虽然《北堂书钞》卷一百五十七有“战地平如案也”的描述,但“裴体系”有“依险”,“晋体系”有“饵之”,且“裴体系”的支持者肯定不会接受“《北堂书钞》推翻了《汉晋春秋》”之类的推断,所以应汇总综合为诱敌之地平坦,但魏军埋伏之地有险阻。前者的“军不得交”、“远来逆我,请战不得”和后者的“兵才接而亮退”也可以在大部队没有开战这一点上得到兼容。魏军的诱敌毕竟和摆阵挑衅有所不同,相对而言要比较弱势,不弱势,诱敌追击也就无从谈起了。从而魏军战术自然也就让蜀军看起来产生一种像是“利在不战”、“进前而不敢偪”的感觉,有挑战行为而且占了上风的诸葛亮自然就是“请战不得”。远道疲劳、轻装少甲(《宣帝纪》“卷甲晨夜赴之”)的魏军骑兵不愿意冲击蜀军整齐阵形,同样是远道而来的蜀军也不愿意因追击而导致转入攻坚消耗战或走入埋伏圈,最后互相挑衅各自表述,各有扬胜讳败,形成后世两个截然不同的史料体系。
这种“互挑而不战”的情况,若不充分理解“互挑”,即诱敌佯退的魏军也有挑衅行为(“兵才接”),以及司马懿的大部队虽然是采用诱敌伏击战略策略但仍然在野外“列阵以待之”,并非害怕和诸葛亮野战,则研究者们很容易会被诸葛亮简单直接的挑战行为所蒙蔽,解作“蜀挑而魏不敢战”(《汉晋春秋》),或认为两者不可兼容,采信魏国观点,解作“魏挑而蜀不敢战”(《宣帝纪》)。“裴体系”剪裁主要目的就是要构建诸葛亮军事神话,具有必须推翻所有负面史料才能立论的致命弱点,这种魏蜀双方挑战表述的不矛盾,看似简单,实际上却能对其形成最沉重的打击!
从史料兼容角度看,因为裴松之之类的人主要是靠猜测司马懿心理来判断史料真伪,所以“裴体系”被别有用心地剪裁为一部司马懿的畏惧心理史,笔者以前将之概括为“司马懿‘三怕’诸葛亮体系”(“畏蜀如虎-演戏论-死葛走达”)。而在唐修《晋书》的编写人员眼中,史料完全可以编写为一部与上述相反的司马懿无论是战略还是战术都越来越藐视诸葛亮的思想史,或者说一部诸葛亮怯懦不决的心理史。其对诸葛亮的心理特点的分析,从“亮不敢”到“亮若勇者”,辅以“亮虑多决少”、“破之必矣”,构成完整清晰的思路,与相关史实丝丝入扣,自成体系。两体系承载了两种方向的心理判断记录,其关系以割麦战魏蜀“互挑”的记录为开端,生发出司马懿“不敢偪”和诸葛亮“不敢据”两个藐视敌人的基础心理判断,随战事的开展不断变化和丰富,贯穿最后两次北伐史始终。只有充分理解“互挑”,割麦战两体系史料兼容程度才能提升到心理判断记录也能兼容的水平,即互相都不畏惧和对方进行野战,还原“晋体系”在心理史层次的本来面目,恢复两体系史料本来就具有的在心理判断方面的平衡,彻底清除裴松之剪裁意图的干扰,完满解决兼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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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3-28 19:42:33 | 显示全部楼层
诸葛亮东行的意图如果真的是为了“逆宣王”,那就不能把上邽守军和司马懿大军的合势或夹击看作是诸葛亮撤退的原因。正如本文上文所分析,骑兵弱小的蜀军,如果不通过预设伏兵抄后拦截,则其通过出后或追击的手段消灭魏军的难度较高,从而诸葛亮其实并无多大把握能保证全歼上邽守军或歼灭大部,更无把握歼灭司马懿援军的大部分,为此,只要东行是抱着“逆宣王”的意图,就算能杀伤数量可观的敌人,守军援军合击或夹击的局面是难以避免的,也是必须要预先做好准备的。既然预先有备,自然也就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就退还。
“逆”字有两种解读方法,一种是有利于《汉晋春秋》文段摆脱第三个“硬伤”指控的“迎战”,联系下文张郃的话还可以具体化为“请战”;一种是有利于横向联系发现矛盾的“阻击”。横向联系程度越大,就越会发现《汉晋春秋》文段单纯的野外求速战的叙述有不妥。单纯的野外求速战的“迎战”、“请战”能成立的条件就是确保魏军不能抄绝归路,但姜维多次失败的例子表明这种条件是不切实际的。要降低被抄后和被夹击的风险,把遭遇司马懿大军的地点预定在上邽之西是可行办法。
《汉晋春秋》文段中,诸葛亮东行是在不知道郭淮等部西行的情况下寻求“迎战宣王”,结果先和西行军遭遇,西行军主动拦截,被击破。西行军的失败哪怕是达到王经四万人损失三万的程度,这种战果也是诸葛亮出发时无法预料和依赖的。考虑此因素,哪怕诸葛亮出发的初始目的就是迎战司马懿,手段局限于野外求速战,而且预计遭遇地点在上邽之西,也可以因为两个可能原因导致变化的产生:
(1)        击破西行军后,看到麦田的诱惑,改变初衷,推进到上邽之东,误判司马懿大军到达时间,导致后来陷入被夹击危险。如果合参魏军观点史料,并且“逆宣王”的手段突破单一的野外求速战,把“逆”字的解释变更为“阻击”,则这种贪割麦子延误时机的可能情况可以进一步推演为:诸葛亮误认为有充足时间割麦子,割完之后再去占据险阻或占据渭水对岸,进行适当布置,达到可以同时牵制援军和守军的效果,但被神速赶到的司马懿打了个措手不及;
(2)        误认为所击破的就是与地方守军会师后的司马懿大军,放心地割麦,但割了一部分后,发现还有大量骑兵从东面赶到,陷入被夹击危险。这种情况就再无占据险阻或渭水对岸的需要。

这种“逆宣王、求速战、预计遭遇于上邽之西”情况和魏军观点史料的“诸将皆惧”合参,则可这样综合分析:诸葛亮率军东行,在魏军眼中其意图明显是割麦,司马懿大军“诸将皆惧”,“诸将”当然也包括张郃。到麦田旁两军“互挑而不战”后,张郃“远来逆我,请战不得”那段话按眼前实况对蜀军所看到的“不敢偪”进行分析,并提出将计就计的策略。这段话是在之前的畏惧割麦的基础上加上了蜀军的排阵挑战行为进行分析。这种情况和“互挑而不战”的联系是:蜀军肉眼可见的战况是魏军“不敢偪”,诸葛亮倾向于把魏军策略分析为虽然骚扰诱敌,但不愿意和己方打硬仗,是“利在不战,欲以长计制之”,所以虽然被急速赶到的魏军打了个措手不及,但还是能保持己方以阵对骑的既定套路,安全地撤出危险地带。
综合而言,按照诸葛亮东行的意图,割麦战的史料解读可分为偏向魏军观点的“割麦”系列解和偏向蜀军观点的“逆宣王”系列解。各位研究者也可以将上述多种元素进行重新组合,形成自己的推演。

“逆宣王”的意图并未导致《汉晋春秋》上下文自相矛盾的严重错误,但却在横向联系深入分析时经不起推敲,或多或少地要付出代价,让人看到诸葛亮其实犯有决策失误或其表现欠缺战略素养。换个角度来说,“逆宣王”的东行意图就是要通过战术手段单一化甚至是笨拙化才能成功避免“硬伤”的指责,如果要加入相对复杂高明的军事谋略考虑,则分析将会向有利于“硬伤”指责成立的方向发展。对绝对化、极端化的诸葛亮军事神话而言,这种手段单一笨拙的东行意图虽然只是一个“软伤”,却仍然是一个致命伤。因为在神话中,最后两次北伐战争的诸葛亮是靠着八阵优势来去自如无人能挡,除了不能保证能抢占要地之外没有严重决策错误。一旦魏蜀史料合参,如果有决策失误导致陷入被动,被动程度严重到要从神话赖以支撑颜面的野战现场匆匆打道回府而不是继续占据主动逼迫魏军组后不得不进行野战,谁又能保证“千里请战”司马懿一定是被打怕而不是发现了类似的可以让“请战”的诸葛亮陷入被动的战机?司马懿已经做了不少的抢占要地把握主动权的工作,谁又能保证司马懿如果冲破杖节禁锢出战诸葛亮就肯定不会因为形势被动而匆匆撤退?“千里请战”如果并非一定是因为畏惧,诸葛亮军事神话也就随之土崩瓦解。


神话的绝对化、极端化,是导致以裴松之为代表的诸葛亮支持者们拒绝史料兼容并在单一观点史料体系中画地为牢的根本原因。同时因为裴松之自身思维水平的原因,这种极其狭隘的史学观点从一开始就已经暴露出循环论证的病态。
很多尚算清醒的诸葛亮支持者虽然因为神话的绝对化、极端化的弊端在辩论中吃足了苦头,但还是清楚地认识到为其绝对化的观点立场辩护是自己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他们调用“孤证不取”、《资治通鉴》不抄录、《晋书》声誉不好、蜀军底子薄弱经肯定不起几万人大损失(因无准确人口和军队资料其实不能绝对化)等等相对化的旁证作为辅助,开始时是希望诱导他人相信“俘斩万计”等史料可信性不高,但最后还是不可避免地希望诱导他人相信这些负面史料肯定是伪造,其日常发表观点的确定口吻和过激程度也表明实际是以负面史料肯定是伪造为立足点。畏惧心理判断本质上是旁人见解,无疑要有较为公正的程序,如果不能确认伪造,则大量水平参差不齐的诸葛亮支持者彻底抹杀另外一半史料的反常行为将无法得到起码的合理解释。也因为如此,他们无论带有多强的中正平和、论史有据的自我感觉,都不会承认“司马懿有可能并不畏惧出战”,更加不愿意承认自己翻来覆去谈论的“孤证不取”和《晋书》声誉如何不好仅仅只是证明了司马懿 “可能畏惧诸葛亮”而非“肯定畏惧诸葛亮”。
裴松之的“呕血论”和史学界颇为流行的“孤证不取”理论是诸葛亮军事神话的两大基础理论,前者是神话缔造者的史料筛选哲学,后者是神话拥护者的回避挑战理由,都具有绝对化的逻辑特征。在这两种似是而非的理论的熏陶下,大量水平参差不齐的诸葛亮支持者其实已丧失了区分“可能造假”和“肯定造假”以及区分“司马懿可能畏惧”和“司马懿肯定畏惧”的能力。诸葛亮支持者是以这两大绝对化理论为基础进行自己的相对化论据积累叠加,期望能通过“疑点”的积累达到绝对化的、同时自己其实无法成功论证的推翻魏军观点史料的效果。
应该看到,作为神话缔造者的史料筛选哲学,裴松之的“呕血论”早就已用撕去一切伪装的方式赤裸裸地告诉后人,诸葛亮军事神话的运作平台本来就是一个以“不利于诸葛亮军事谋略高明形象的史料通通都是不实记载”为标准而打造的史料、史论体系,谈不上公正与合乎逻辑。哪怕是孙盛高度赞同“演戏论”的记载,因为同时赞美司马懿,降低了诸葛亮的高明程度,为魏军观点史料的地位确立提供了方便,也不能收录。“呕血论”的史料定向筛选实际已推翻了“孤证不取”的成立基础。“孤证不取”虽然是经不起推敲的谬论,但其表面上还是主张在未经定向筛选的前提下,后来者的筛选可以作为判定史料真伪的标准。诸葛亮军事神话的两大基础理论本身就是互相矛盾的,但诸葛亮支持者已无更好选择。诸葛亮支持者普遍采用相对证据累积叠加的论辩策略,其说服力因为目标过高本来就大成问题,一旦看清神话两大基础性的绝对化理论其实互相矛盾,则其说服力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进一步削弱,整个理论体系陷入目标模糊、根基不稳、论据乏力、因果颠倒的乱局。
更进一步而言,“孤证不取”作为史学界的一种流行理论,本身并不严密,其信奉者可能做梦都想象不到,早在三国时代,就已经有一位在史学考证方法史上达到开山鼻祖级别的人物通过牺牲最起码的治学操守的方式在这种理论之前加上了史料定向筛选程序,先筛选,集中有利,孤立不利,然后再让后人“不取”。这样的作弊手段能奏效的必要条件,当然就是负面史料最后佚失至一定程度,剩下的看起来像是孤单无援。这一点,笔者分析《晋阳秋》的那篇旧文已有相关分析。这位重量级人物如果只是沉默地实施了阴暗操作,加上后来的史料佚失的“天助”,后人奉行“孤证不取”也就会相对安全很多、体面很多,偏偏他的自我意识就是膨胀到误以为自己的偏袒剪裁是理直气壮的危险程度,竟然口不择言揭穿了“皇帝的新衣”,响亮地说出了足以让后世多种流行学说进退失据的一句话:“夫以孔明之略,岂为仲达欧血乎?”为此,笔者认为:把“俘斩万计”实际上不是“孤证”这一点暂且搁置不谈,历史研究中其他问题的研讨或许还有“孤证不取”的发挥空间,唯独在诸葛亮最后两次北伐史的研讨中,稍微有论辩智慧的诸葛亮支持者都不应该采取“孤证不取”的论辩策略,因为这种本来就先天不足的考证规则的作弊本质已经被自毁长城的裴松之彻底地、非常有借鉴意义地暴露了。

笔者认为自己所提系列理论在十几年前最重要的是“王沈的历史污点”,较好地解决了为何魏军胜利居然魏国官方史书不记载的问题,在史学分析层次打稳了基础。该问题对研究不深入者颇具迷惑性,笔者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这个问题是可以解释的。而十几年后的今天,笔者提出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理论就是“互挑而不战”。为何大量水平参差不齐的诸葛亮支持者提出的各式各样的奇谈怪论被驳得理屈词穷之后,他们还是底气十足地认为自己是站在学术公正立场去说话,始终坚持所有问题都可以用畏惧心理判断外加所谓“孤证不取”来简单解决?个中关键,笔者认为是因为割麦战诸葛亮“请战不得”这一条长期未能得到充分的研究和解释。以偏概全的割麦战战况解读构成了裴松之打造“裴体系”的基石,是“三怕”史料解读方法的立论基础,是诸葛亮支持者的辩论底气的总源头,有这种解读存在,他们总觉得诸葛亮是受委屈、被冤枉,为此他们将不惜以践踏任何所谓考证标准为代价替诸葛亮申冤。
笔者自评,若要以瓦解诸葛亮支持者的这种非理性的辩论底气来源为目标,则本文上文所提论据中最为有力的就是曹操的轻兵骚扰战术。曹操在后世的军事声誉高于司马懿,在小众范围内甚至高于诸葛亮,而他所面对的是远比诸葛亮八阵逊色的敌阵,他都要经过轻兵长时间骚扰才发动破阵总攻,为何萧规曹随同时又面对空前强大的敌阵的司马懿就一定要为敌人匆匆退却而背上畏惧的恶名?在笔者回忆中,以往虽然参加了不计其数的辩论,但对《宣帝纪》“卷甲”一语的研究却是一片空白。准确理解曹操的轻兵战术和司马懿“卷甲”的限制条件,并且对轻骑兵的兵种特性和骚扰挑衅战术了解到一定程度,诸葛亮支持者的辩论底气将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有了这种全面的解读,不难看到受委屈、被冤枉其实是司马懿。而在不再有“卷甲”限制的渭滨战场,有足够条件上演一场兵棋推演式的阵、骑对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拥有更强大侧翼骑兵的魏军兵阵和蜀军八阵的对决,验证心理史层次上的司马懿诸葛亮究竟“谁怕谁”的问题,这种对决被魏明帝以非常手段打断了,在姜维诸葛亮的“敌国传闻之言”里可以将情况推断为“本无战情”,实际上司马懿在诸葛亮入侵至少一年之前就已经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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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3-28 19:37:0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夏虫语冰,轻骑兵的战略高度决定了司马懿容易被误解

上述两史料体系的争议还基本局限于战场规模的战术视界,但熟悉骑兵历史的人不难知道,轻骑兵在本质上更大程度是属于战略层面的,与之相比,重骑兵是属于战术层面的。轻骑兵的骚扰、抄后、抢占、渗透、诱敌等一系列战术动作,往往更大程度上是为战略目标服务,其运用往往围绕战场选择权、战局主动权展开,轻骑兵让决策者的目光更宽阔,主动权更多,可无中生有地创造战机,可自主选择出击的时机,并利用速度等因素形成局部优势进而转化为全局优势。
在世界骑兵史上,东方骑兵是以轻骑兵为主,但同样是轻骑兵,对其战略高度的理解不同,其效果和战果也完全不同。最迟从匈奴开始,游牧民族的轻骑兵战术就已基本成型,并已具有战略高度,到成吉思汗时代,对其战略高度的认识达到最高水平,其马匹素质、人员训练、硬件配套、组织建设都达到巅峰,形成了冷兵器时代的大迂回大纵深战术,战略目光高度和战场可选面积都远超对手,从而也就取得了最大的战果,占领了半个世界。但哪怕是蒙古骑兵,因其战略高度也同样是在“挑战”这样的战术行为上给人弱势的感觉。游牧民族的诱敌骚扰战术最后定格为独特的回头射箭方法,成为骑兵战史的经典战术动作“帕提亚回射”。蒙古西征大量运用轻骑兵诱敌围歼的战术,从中亚一直用到东欧。就“裴体系”剪裁企图而言,如果采用“挑战落下风就是惧怕对方,从而其胜利记录为造假”战况解读方法,游牧民族的战绩将是不可理解的。从兵种性质而言,骑兵对步兵采用骚扰围射、抄后、诱敌的战术,与生俱来地具有看起来像是畏惧步兵、气势被步兵压低一头的外在特征。轻骑兵灵活战略战术用《汉晋春秋》文段的语言来表达就是“不敢偪”。而“裴体系”的剪裁在指导思想上就是在有意无意地忽略这种实战中的兵种特点,将虚假不实的表象夸大为战况记录解读的唯一真伪判断标准,到最后甚至将这种由兵种差异所导致的战场形势对比扭曲至“夫以孔明之略,岂为仲达欧血乎”的极度情绪化的程度,丧失了最起码的推理能力,成为裴松之意气用事、随意推翻历史事件存在证据的工具。
轻骑兵的战略运用从本质上说就是弥补骑兵在对整齐列阵的步兵的天然战术劣势。在重骑兵发展还不成熟的三国时代,这种劣势尤其明显。但同时也应看到,东汉和三国时代是轻骑兵逐渐向重骑兵过渡的时代,轻骑兵的装甲水平逐渐提升,虽然未能看作重骑兵,但已兼任后来的重骑兵冲击和分割敌阵的战术功能。骑兵史以双马镫的出现时间为分界线区分出轻骑兵和重骑兵的时代。在这种发明成功地增加骑手稳定性之前,骑兵主要是轻骑兵,无披甲或披轻甲,作战以射箭和矛刺为主,但按史实记载,轻骑兵已在一定程度上兼任了冲击敌阵的战术功能。西汉时晁错认为“轻车突骑”是汉军冲击匈奴骑兵使之陷入混乱的有效武器。东汉之初,刘秀的“幽州突骑”已经有了冲击步兵阵型的功能,但从其可追击敌人十余里的机动能力看(《后汉书-景丹传》),这种骑兵仍然属于轻骑兵。到汉末,袁绍的骑兵配备三百具马凯,而曹操只有不超过十具。但曹操到破马超之战时已拥有五千名披甲程度较高的骑兵,这些骑兵采取“夹击”的方式大破马超军。因为时代限制,曹操的这些骑兵披甲程度当然比不上南北朝时期的“甲骑具装”,但与同时代的其他骑兵相比,无疑是属于重骑兵了,其冲击敌阵的能力也明显比其他骑兵强。
魏军以骑兵为专长,决定了魏军的战略视界要比蜀军宽阔,但不能说魏军擅长骑兵,其将领就一定能以战略目光去运用轻骑兵。在轻骑兵兼任冲击敌阵战术功能的过渡时代,这种战略和战术之间的决策分歧尤其不容忽视。公孙瓒靠骑兵起家,但他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把骑兵放到战略层面上去运用,而是把轻骑兵用作正面冲击步兵整齐阵型的战术工具,提高了战场风险系数。无独有偶,东吴的孙权也曾产生过率领骑兵冲击曹军阵形的念头,但马上就被臣子劝谏而作罢。参考文鸯十余骁骑的冲击能让魏军产生大混乱的例子,孙权的这个想法在三国时代的战场条件下也并非是白白送死,其实还有相当的风险收益比可以考虑。公孙瓒所率领的幽州骑兵在刘秀时代就有“突骑”之称,已经被用做冲击敌阵的战术工具。在这种旧有战术的基础上,加上麹义方阵兵少,公孙瓒产生轻敌思想,未能指挥部队打出适当的步骑协同,只是单纯地用骑兵去冲阵,没有用已经排好的步兵阵型在正面平推压制敌阵。尽管如此,到兵败如山倒之后,公孙瓒的大量散骑仍然重新聚集,抄后形成局部优势,袁绍几乎被杀。
以此而论,魏军将领埋怨司马懿“畏蜀如虎”、“进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就并不能说明司马懿除了躲在营寨或险阻里就没有别的办法,只不过他是从战略角度去思考问题,希望利用轻骑兵创造战机,减少大部队开战的风险,不应忘记司马懿在急行军之前就不同意分兵,他认为诸葛亮统率的蜀军战斗力不容忽视。魏军祁山守将贾栩、魏平对轻骑兵的认识欠缺战略高度,主张要在战术上与诸葛亮打硬仗。张郃虽然擅长战略大局分析,但是也认为一旦“进前”和蜀军接触,就应该开战,不应再有过多的灵活策略。而直接开战,无疑就是直接冲击蜀军的阵形,正面用步兵和蜀军步兵对抗,利用两翼强大骑兵抄后或冲断将之一分为二,夹击歼灭。如果对风险认识不足,也不能排除这些魏军将领会产生和公孙瓒类似念头的可能性,他们有可能在刘秀时代已经形成的“突骑”战术基础上认为单纯用骑兵就能直接冲垮蜀军八阵。
曹魏军队使用“轻兵”在大部队开战之前进行挑战,是从曹操破马超开始就已经有的战术,而且最迟从那一战开始,这种挑衅已经具备骚扰敌人、创造战机的战术功能,“轻兵”长时间骚扰后,终于使得马超军阵形出现松动或精力疲惫,曹操才派重骑兵出击大获全胜。从斩文丑、击乌桓到破马超,曹操都没有用骑兵冲击对方的整齐阵型,而是要等待对方阵形不整或出现松散疲惫的时机再发动决定性的进攻,哪怕是手握五千重骑兵的破马超之战,敌人透露明显的畏惧之意,也要等到长时间“轻兵”骚扰后才出动大部队。
司马懿作为并非行伍出身的文官,在军事上萧规曹随地采用曹操时代已经形成的骑兵指挥办法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应该看到,这种轻兵挑敌、诱敌的战略战术局限于单个战场范围。司马懿在大战略上是针对诸葛亮性格过于谨慎的弱点处处抢先一步,占领要冲。但在占领之后,则是使用轻骑诱敌(上邽割麦战)的办法,降低风险,提高胜算。在战场范围之外,司马懿还采取了抢占要地(北原之战)、攻其孤军(武功水水涨骑兵急攻)、奇兵抄后(见星落后攻击蜀军运输线,参考魏将李兴率步骑抄朱然后路的例子,司马懿的抄后可能也有骑兵出动)的战略战术。司马懿运用轻骑兵的战略高度,不但体现在上邽的遭遇战中,也体现在更大战场范围的灵活用兵上,处处抢占先机,并将战略先机转化为战术优势。在最后一次北伐的记载中,“裴体系”单纯运用姜维诸葛亮的“敌国传闻之言”(在《三国志-魏延传》中裴松之自己制定出来的史书解读方法)去解读司马懿心理。如不采纳裴松之的这种出尔反尔而且以偏概全的解读思路,有理由推测司马懿如果采用强硬手段冲破辛毗的杖节禁锢而出战,因为他所面临的是单个的战场,其指挥将会采用类似樊城解围战的模式,派轻骑兵挑衅,寻找战机再发动决定性的总攻。如果诸葛亮也学朱然的样子坚决不动,则战斗可能也会以司马懿因找不到对方破绽而单方面地“示必攻之势”和平结束。因为诸葛亮送巾帼在前,届时将会形成割麦战之后的第二个“互挑而不战”,静止不进的诸葛亮照样可视为“请战不得”,但这个走势被辛毗打断了。
综合而言,能让司马懿放弃轻骑兵诱敌、抢占、抄粮道等灵活战略战术而采取“挑之”的战场决战模式甚至改以步兵发动攻坚战的,原因有三个:
(1)        天气暑湿,不宜持久(樊城解围战);
(2)        粮食不足(擒孟达、卤城之战);
(3)        敌人已经退兵,可以发动对断后或留守部队的攻击(“俘斩万计”追击战、樊城追击战)。
其中的粮食因素,笔者认为是司马懿之在卤城之战之所以采取攻坚战最后导致“斩首三千”重大损失的主要原因。在“裴体系”的影响下,学者们一般都倾向于认为“斩首三千”的失败是司马懿无力驾驭部下,导致群情鼎沸,最后明知攻坚伤亡大还是被迫攻坚,被诸葛亮实施防守反击,打了一个糊涂败仗。笔者以往也是用这样的视角去解读这场战斗,但到现在笔者则认为这样的解释过于肤浅牵强。
司马懿是一个极其有决断能力的人,其从政资历和君主信赖程度更不是张郃、郭淮、费曜之类中高级将领所能撼动,在伐辽战役中他就用果断的斩首平息了不同意见,他所用的轻骑兵战略战术也是曹家军事传统的延续,并且一早就不愿意听从张郃的意见。如果只是被几个地方守将嘲笑几句司马懿就发动一场攻坚战,这样的心理判断实在太过于儿戏,只能说是习凿齿对当时形势的描述文字并不严谨。
笔者以往就已经研究过卤城战场司马懿也同样面临粮食将尽困境的问题。《华阳国志》在描述“司马宣王拒亮,张郃拒平”的军事形势时加上了一句魏军粮食形势的情况:“时宣王等粮亦尽。”这段话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司马懿不顾伤亡发动攻坚前夕的形势,当时魏军也面临粮食危机了!
司马懿伐辽时回忆往事,说当时对孟达发动攻坚战的原因是“不计死伤,与粮竞也”,如果把这句话看作司马懿的军事思想的体现,则这句话也最能解释为何处处遏制诸葛亮的他居然会转入不明智的卤城攻坚战。擒孟达急行军,司马懿面临的结果是“粮不淹月”,有理由相信奔赴上邽的急行军也是类似的结果,粮食难以支撑太久。司马懿解决己方粮食危机靠的是割麦战保护下来的部分麦子(《三国志-明帝纪》裴注引《魏书》:“宣王与亮相持,赖得此麦以为军粮”)和郭淮所出羌谷。这两种渠道的粮食什么时候运到魏军营寨今天所见史料并无明载,参考《华阳国志》记载应综合判断为粮食运输遭遇困难,“斩首三千”之战前夕这两种渠道的粮食都无法解决问题,军中存粮虽然支撑了一段时期,但已即将耗尽了。“进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导致众将非议,甚至被嘲笑“畏蜀如虎”,这只是发动攻击的部分原因,并非是主要原因。诸葛亮写给李平的三策反映其开始时粮食并未遇到危机,但后来也因为运输遇到雨季的困难,形势急转直下,最后退兵。
笔者以往那篇《郭淮调羌粮的时间考辨》,到今天重读,笔者仍基本同意旧日自己的观点,但其中有一个分论点现在却认为是出错了!那就是受到“裴体系”的影响,单纯地用《汉晋春秋》去分析司马懿发动卤城进攻的原因,认为是诸将请战呼声过高所导致。而如果不采纳这种不但明显有违常理而且与司马懿性格才干不相称的动机揣测,而只是看作习凿齿不成熟的描述文字,则诸将请战和最后出击之间并非是一条平坦道路,应参考《华阳国志》的记载和司马懿“不计死伤,与粮竞也”的韬略判断为发生了粮食危机,形势突变。为何轻骑兵战略战术运用自如的司马懿会转入伤亡较大的攻坚战并因此而进一步陷入形势被动的野战(“赴拒,大破之”)?粮食危机才是的“最优解”。司马懿陷入被动局面,是诸葛亮通过卤城收缩防线坚守不战、消耗敌人资源取得的成果。而在一般的诸葛亮支持者眼中,永远只有诸葛亮“请战不得”、司马懿龟缩不敢野战的错误印象,这种错误印象能形成,裴松之的剪裁功不可没。
诸葛亮刚发动第四次北伐,当时上邽麦子还是未成熟的生麦。参考《晋书》的麦熟之前“陇右无谷”所描述,这样的情况就应该用“豫运”(预先运输)解决中军奔赴后的粮食问题。《三国志-郭淮传》表达为:“议欲关中大运”。郭淮冒着羌族造反的危险引导其出谷解决问题。阴历四月麦熟,割麦战双方“互挑而不战”,各割到一部分麦子。卤城战场,因诸葛亮不再出战挑衅,而是躲在营寨里(《宣帝纪》),司马懿当然也就同样是扎营与其相持(《汉晋春秋》),对峙不战直到五月初,可能羌谷已经消耗得差不多,而因为诸葛亮的抢割,麦子也不见得能支撑魏军太长时间。到攻坚战失败后,因为少了三千个人吃饭,所以魏军粮食又能勉强多维持一段时间。
从风险收益比角度看,司马懿发动的这场攻坚战其实还是有利可图的。参考《宣帝纪》,诸葛亮据南北二山,但不放弃水源,“断水为重围”。而司马懿攻击的就是这些和水源有关的“围”(营寨)。受《三国志-王平传》和《华阳国志》影响,研究者一般认为蜀军分为诸葛亮北围和王平南围两部分,但据南北二山如果只是建南北两围,则会重走马谡“舍水上山”的失败之路。南北两围的概念也导致有研究者把战况解读为诸葛亮用空营计任由司马懿攻克了北围,再用抄后方式逼使魏军回头展开野战。其实如果把蜀军部署看作不止南北两围,而是在水源附近关隘处布置了多个据点,则“攻拔其围”可以理解为只是攻破了这些据点,而未攻破诸葛亮大本营。这种水源附近的“重围”近似于朱异献计所攻破的樊城外的“外围”。最重要的是,《汉晋春秋》“自案中道向亮”一语表明诸葛亮大本营并非设在北山,而是设在南北二山之间的水滨低地上,北山上所设只是一个居高临下的据点而已。重兵集结、严密保护的水源地也不止诸葛亮大本营一个营寨,还有多个据点互为犄角。从另一角度看,《宣帝纪》“亮宵遁”一语说明水源地还有诸葛亮大本营未能攻破,所以蜀军未陷入断绝水源的困境。
笔者以往把“攻拔其围”看作是追击战之前对留守断后部队驻扎营寨的攻击,虽然在文字上也并非不可取,但两体系合参之下,还是以现在所持的攻破水源地外围的解释为“最优解”。为何主张威胁蜀军粮道的张郃也会参与“咸请战”?当然是破马谡的经验让他看到了战机!至于战果,则是虽然攻拔了外围,但设在关隘部位的据点不见得就能容纳所有的攻坚部队,同时诸葛亮出动三路部队反击,利用地形等优势执行动态防御预案,猛攻据点外的其他进攻部队,歼灭其中弓弩部队三千多人。统率中军于后的司马懿在后面看到攻坚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只能撤回大本营。
如果用上述方式去对“斩首三千”这场战斗进行分析推断,则就连这场蜀军的重大胜利都无法看作是司马懿畏惧野战的心理根源,而只应该看作司马懿的一场豪赌。如果赌赢了,则诸葛亮大军陷入马谡的困境,彻底崩溃;赌输了,代价则是损失数量颇多的攻坚部队。试想,包括名将张郃、魏延和诸葛亮双重手下败将郭淮、费曜等人,祁山守将贾栩、魏平在内,这些魏军将领全都信心十足,群情踊跃,甚至有人不惜说出“畏蜀如虎”的恶言讽刺主将,其行为丝毫不按照诸葛亮军事神话所奉行“以往战果决定论”出牌,不受以往失败的影响,到底为何?既然就连蜀军观点史料都没记录在卤城诸葛亮有挑战行为,那诸将的“请战”当然就只能是挑衅诸葛亮出战或攻坚战两种情况。哪怕卤城诸葛亮同样有挑衅野战的行为,而魏军因为从割麦战战场一直追来,仍然是轻装少甲,不与其野战,仍然是情有可原。因为两军在割麦战已经用行动表明了不会按对方的预设方案开战,所以在诸葛亮不主动挑衅的情况下,挑战意义已经不大,能让魏军将领拿出如此大的热情积极请战的,就是冷兵器时代不明智的攻坚战。
要下豪赌的决心,是需要有理由的。粮食的危机帮助包括司马懿在内的魏军将领下了这个决心。
不少研究者都尝试计算双方粮草消耗量。笔者要提醒各位的是:司马懿的大军除了人要吃粮食,马也同样要吃粮食。中原政权从周朝开始就有粮食饲马的记录(《周礼-大宰》:“七曰刍秣之式”),《史记》有汉军“乃粟马,发十万骑”,司马懿诛曹爽时也说过“驽马恋栈豆”,普通马的食量是人的六倍以上(“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战马消耗就更大(“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割麦战正值春夏之交,只靠吃草粗饲的胡马还没长膘,无法长途奔袭作战。而汉马虽然不耐粗饲,但因为用粮食饲养则无此限制。诸葛亮选择春夏季节北伐,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轲比能骑兵策应的难度。从《汉书-赵充国传》的降低粮食消耗的战马“就草”战略而论,轲比能骑兵至少要到“四月草青”才能有大规模出动。当时也正是麦熟时节。诸葛亮在卤城的对峙战略,未必就和这个限制轲比能骑兵行动时间的草青因素无关。
在魏军角度看,虽然可以采用“就草”方式降低粮食消耗,但因为急行军的马力消耗,要保持战马的耐久力和爆发力,在卤城对峙早期未知道战局会陷入长期对峙的时候,用草料加粮食喂马的需要是相当明显的。按《宋史-岳飞传》“秣不择粟”、“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毙然”的描述,若不用精饲料喂,则一般素质的战马骑乘奔跑五十公里左右就已力竭。以此论之,如平时只用草料喂马,则单单是上邽到卤城的大半路程就已把魏军大部分的战马累得差不多了,剩余体力不足以用于击破蜀军。华峤《后汉书-马防传》有汉军出塞无须“谷马”之例,但“草美”的塞外和酒泉、张掖一带的羌胡地区毕竟有区别。在预计会有大战之际突然改变战马的膳食结构,变成只喂草不喂粮,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但是究竟有多大,各位可以斟酌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组建骑兵部队,就有战马每日消耗“粗粮八斤、草料十二斤”的喂养记录。八路军四百匹战马在一个村子里驻扎才三天,全村就“粗粮光、谷草光、饮水光”,老百姓将这种骑兵高消耗现象称为“骑兵团的三光”。现代喂养记录显示普通蒙古马每天要吃30斤鲜草。在占据中原地区后,蒙古人也逐步改变了只喂草料的方法,变为草料加粮食的方法以消除战马长膘的季节限制。考虑这些因素,在卤城对峙初期魏军不能确定是否还会陷入野战,为保持战马的状态,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补充急行军所消耗的战马体力,很可能要保持用草料加粮食喂马的精饲方式,自然其粮食消耗量就比蜀军更大,更快面临粮食危机。假设魏蜀各有五万人,蜀军有马五百匹(诸葛亮《作匕首教》),魏军有一千五百匹马,则其耗粮各位可以慢慢研究。当然,这个马匹估算数字是相当保守的,不计算郭淮等人的地方部队的马匹,单单从中军的马匹配置去考虑问题,司马师统率“中军步骑十余万”征讨毋丘俭和文钦的叛乱,战马数量在八千匹以上。司马望拒孙皓之役,“诏望统中军二万,骑三千”。平吴之役,贾充领中军“兵万人、骑二千”。
到最后一次北伐之时,司马懿所率部队包含战前就预先选定的中军步骑二万。这种预选是否会不考虑与诸葛亮步兵阵形打硬仗的底线保障从而不选重骑兵?这种可能性当然是相当低的。要遏制和击破八阵,可以在二万中军里配备一千名以上的重骑兵,二千名轻骑兵,配以正面的万人以上的步兵方阵,以及地方郭淮等人的得胜不久士气正旺的部队配合,照抄曹操虎骑左右冲击马超阵形的成功战例,在轻骑兵长时间骚扰后,蜀军阵型出现松动,重骑兵和步兵再发动决定性的一击,谁又能说司马懿没有胜算?而且魏军已经见识过诸葛亮的八阵,完全可以亡羊补牢、对症下药地对步骑进行强化和适应性训练。司马懿当时的实力已经不是第四次北伐那支急行军骑兵所能比拟了,急行军无疑就要轻装,就算有重骑兵,也要把盔甲和马铠卸下,破阵能力大打折扣。《孙子兵法-军争篇》有“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的急行军描述;曹操出卢龙塞远袭乌桓,是“车重在后,被甲者少”;《宣帝纪》也说司马懿奔赴割麦战场是“卷甲晨夜赴之”。也就是说,从破阵工具是否齐备的角度看,割麦战司马懿统率的是无披甲或披轻甲的远道疲劳的轻骑兵,但却要与阵法、弓弩和盔甲(诸葛亮的“筒袖铠”)都达到历史空前水平的八阵相对抗,而司马懿早就在黄权等人口中获知不少诸葛亮的情况,也从王双被击斩、郭淮被魏延击败的教训中了解到蜀军的战斗力不容忽视,反对张郃分兵建议,并在遭遇战中对蜀军“不偪”,使用诱敌伏击的策略。看清上述情况后,司马懿在缺少重骑兵等不利条件下采取“不偪”和诱敌策略,这当然不能视为他“怕”与诸葛亮野战。若要用此证明后来的“千里请战”是因为畏惧野战而演戏,则更加欠缺说服力,因为渭滨魏军的中坚已不再是“卷甲”疲兵,而是“预选”精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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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3-28 19:37:5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千古会心,李世民的骑兵经验有可能是《宣帝纪》采用“晋体系”史料的重要原因

长期以来,唐太宗李世民的对《宣帝纪》的评语被众多学者以及诸葛亮军事神话拥护者们看作是李世民反对“晋体系”史料而赞同“裴体系”史料的证据,这些人以李世民和李靖对诸葛亮兵法的推崇为旁证,配合“裴体系”史料为参考,力证这段皇帝评语能说明“晋体系”史料是连初审关都过不了的秽史。
据笔者观察,也有部分冷静的研究者未受“裴体系”的影响,意识到这段评语单纯从其叙述来看,其实可以解读为司马懿干得已经很好,之所以出现被送巾帼挑衅这么不光彩的事情,乃至“闭军固垒,莫敢争锋,生怯实而未前,死疑虚而犹遁”,其军事履历形成“东智而西愚”的明显对比,是因为早有篡权之心的司马懿有养寇自重的权谋,并不是真的被诸葛亮打怕了,如果把真实军事水平拿出来就不会打成这种样子。这种冷静的解读当然无法满足诸葛亮支持者们的需要,另外也无法满足那些自以为看破了“晋体系”史料欺诈伎俩的学者们的需要。这两类人都必然要把这些语句联系“裴体系”的“请战不得”、“畏蜀如虎”和“斩首三千”来解读。
笔者以往对这段评语采取的是和诸葛亮支持者一致的立场,认为李世民反对“晋体系”史料而赞同“裴体系”史料,但因为他是“兼听则明”的明君,所以允许史官持不同意见,但在史书后面加上自己毫不客气的批评。
在联系骑兵知识之前,这些解读方式问题还不太大,但有一点几乎所有人都无法成功解释,或者说几乎没有深入探讨过,这就是:李世民既然不赞同“晋体系”史料,而且对“千里请战”的虚伪如此反感,为何不干脆要史官写成“裴体系”的模式?或者采用和下文写最后一次北伐相类似的兼容态度去写第四次北伐?既然下面的“破之必矣”能兼容“千里请战”和“死葛走达”,为何上面的“兵才接而亮退”、“俘斩万计”就不能兼容“请战不得”、“斩首三千”?毕竟史臣和君主发生白纸黑字的矛盾冲突并一起编入史书,这是很不正常的事。历史上史书作者和君主或重臣发生冲突,结局往往都不是“兼听则明”式的并存,而是流血收场。
上述疑窦,一旦联系骑兵知识进行分析,都将迎刃而解!并且所得到的,也同样是“最优解”!
因为诸葛亮支持者经常把《李卫公问对》所载李靖对八阵的推崇之语用作论据,这里暂时把该书看作即使是后人伪托之作但大部分仍为李世民和李靖研究兵法的忠实记录。读该书时不应忽略的是,李世民虽然研究诸葛亮阵法,但他同时是优秀骑兵统帅,战绩彪炳,在骑兵史上举足轻重。李世民多次亲自率骑兵进行追击战,其中狂追宋金刚一役,他连续两天没吃饭。长期的骑兵指挥经验让李世民对骑兵追击战的效果和风险都有清楚的认识。对窦建德的追击战他取得“斩首三千余级,虏其众五万,生擒建德于阵”的辉煌战果,但在发动这场追击战之前两个月,李世民就曾引诱窦建德骑兵追击自己,设伏拦截,敌骑败退,李世民反追击,斩首三百级,擒获两员敌将。而在这一年之前,李世民在慈涧之战中被单雄信数百骑穷追不舍,后来用弓箭发动反击,擒获对方一员大将燕颀。李世民本人就实施过设伏破解敌人追兵的计略,仅仅用弓箭反击就擒获敌将,他更是对骑兵追击的高风险深有体会,但他仍然发动了对窦建德的追击战,并且取得了重大战果。《李卫公问对》虽然肯定了车阵和八阵之类的防御意义,但却把李世民早年因势利导灵活运用骑兵的战例看作超越于这些军事教条之外的天才指挥作品,是“天纵圣武,非学而能”,只能用军事理论去解释或附会其所取得成功。不管李靖的这句话是不是通过奉承上司来避免争论,应该看到,李世民以往不学这些理论,所指挥的骑兵照样取得一系列的重大胜利。
上述表明,阵形兵法学习只是李世民在已经打出了江山后的一种理论研讨总结,而关于骑兵的追击与反追击之间的思考和经验却在打江山时期就已经溶化到了李世民的灵魂里。用《宣帝纪》的语言去表达,李世民的骑兵指挥风格就是“轻骑饵之”、“轻骑挑之”和“俘斩万计”的三合一,李世民就是“俘斩万计”的化身!
在这样一位有着强烈的骑兵追击偏好的皇帝的监督下,《宣帝纪》采用了带有明显的骑兵战略战术印记的“晋体系”史料,而皇帝对司马懿的贬损评语完全可以单独地用养寇自重的权谋去解读,对司马懿真实军事水平还是高度肯定的,所有因素加起来,就不难得出一个带有突破意义的新推断:与其说李世民赞同“裴体系”但“兼听则明”,让史官写了自己反对的东西再狗尾续貂地加评语,还不如说他根本就不认同“裴体系”!骑兵经验先入为主的因素完全有可能促使他和诸葛亮支持者一样作出了“二选一”的史料取舍,只不过他取的是“晋体系”!显而易见,史臣里就算有认同“裴体系”的,也是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只能顺着皇帝的喜好来撰写,或在不触动皇帝所定基调的前提下努力实现魏蜀两国观点史料的兼容。
笔者以往总结过,“裴体系”剪裁的主要意图之一就是要打造“畏蜀如虎-演戏论-死葛走达”这样的司马懿“三怕”诸葛亮的史料解读思考方式,如果司马懿没有被诸葛亮打怕,则裴松之之类的人就无法达到排除敌对史料的目的,也无法对自己难以接受的赞美司马懿军事才能的溢美之词进行“去秽”处理。而李世民的这段评语,如果结合他的骑兵指挥经验,则可给出另一种解读司马懿为何看起来像是“怕”诸葛亮的方式:演戏,千里请战,养寇自重,如果充分发挥实力,则应该出战,并用李世民惯用的骑兵战术打败诸葛亮(诱敌,出后,将敌人一分为二),最后一次追击应该学李世民在追击粮尽退兵的宋金刚过程中打败敢于列阵抗击的溃散之兵的例子,打垮列阵抵抗的蜀军,打出另一个“追击,破之,俘斩万计”的辉煌战果,这样才是李世民所推崇的“良将之道”。这种评论所包含的重要论点之一就是在《宣帝纪》正文的基础上推导出司马懿其实“不怕”和诸葛亮进行野战。评语主张的是其实“不怕”,诸葛亮支持者将评语联系“裴体系”分析之后所推导出的“怕”(“畏蜀如虎”)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误解错读而已。一旦“不怕”得到确认,基于“怕”而立论、时时刻刻都必须靠“怕”来排除敌对史料的诸葛亮军事神话自然无从谈起。
与李世民相反的则是李靖的观点。李靖因为过分沉迷诸葛亮的阵法,从而导致对史料中诸葛亮的失败记录视而不见,他说诸葛亮“战必胜、守必固”。“战必胜”明显就是未把《三国志》里的郭淮“逆击”研究清楚。笔者以往就分析过郭淮在“堑垒未成”的情况下发动“逆击”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那不就是明明就是野战里面的反攻吗?!蜀军要抢北原,郭淮反攻后蜀军没抢到,这不明明就是野战反攻取得了胜利吗?!郭淮的胜利甚至还有刘琨与晋元帝笺“亮军败欧血”一语为旁证。也因为这样,在一般认为可信性比《李卫公问对》要高的《李卫公兵法》里李靖才会把“千里请战”判断为司马懿面对诸葛亮的阵法只会产生“岂可速而犯之耶”的感觉,只能“蓄形待竭,避其锋势,与之持久,安可犯之”。在司马懿是否畏惧和诸葛亮进行野外战斗这一点上李靖与李世民的观点相反。从李世民角度看,虽然李靖给他灌输了一大堆车阵、八阵如何如何不可战胜的理论,但这些理论都无法代替他早年的辉煌成功所积累的骑兵经验。一旦李世民看到了“晋体系”的“兵才接而亮退”、“俘斩万计”和比《三国志》郭淮“逆击”更为具体的“与亮会于积石,临原而战,亮不得进”之后,他是否修正了李靖带给他的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错误认识?对此,《宣帝纪》的史料取舍其实已给出了相当清楚的答案。假如监督《宣帝纪》编写的不是李世民而是李靖,哪怕把《李卫公问对》看作是毫不可取的伪书,有李世民史料取舍情况为参照,加上李靖统率骑兵时也有相当强的追击偏好,他看了北原之战的记录后,也不见得就一定会继续坚持“安可犯之”的原有观点。
从笔者角度看,正如上文所述,因为存在蜀军观点挑战记录是以历史当事人谈话形式出现的技术难点,不考虑骑兵步兵对抗的战略战术特点,或虽然注意到魏军出动了轻骑兵但未能把战场形势解读至“互挑而不战”的水平,则割麦战两体系史料无法完满解决兼容问题。笔者如此专注研究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史,仍经历多年曲折才最终悟出个中关键,要求《晋书》编写班子在极为有限的时间内解决这个高难度兼容问题明显是不切实际的,对实际上没有多少治学操守观念可言的裴松之而言,这种严肃而持平的研究要求自然更加不适合提出。
在上述思路基础上笔者自然也就开始思考为何李世民不肯兼容“裴体系”史料的问题。出乎意料地,笔者竟然在《李卫公问对》中找到了不肯兼容的思想根源:李世民认为战场上“互挑而不战”之类的情况是不可思议的。《李卫公问对》载:“太宗曰:‘两阵相临,欲言不战,安可得乎?’”虽然下面李靖给他讲了一些理论和例子来说明打不起来的可能性,但他究竟接受了多少就不得而知,所接受的又有多少能在审阅《宣帝纪》时记起来并获得启示,更加无法确定。从《宣帝纪》关于割麦战的史料取舍情况来看,接受程度相当低。
李世民的骑兵经验足以让他能对割麦战轻骑兵诱敌战术和追击战战况心领神会,但却无法理解为何渭滨司马懿不敢应对野战的挑衅,也无法理解“死葛走达”。李世民早年统兵作战时没有魏明帝那样的君主去对前方军事指手画脚甚至遇上出现战前下诏指导、战时仗节临门的干扰。而且李世民有玄甲骑兵,经过南北朝重骑兵的历史积淀,他所处时代的重骑兵的披甲程度、盔甲优良程度和破阵能力都不是三国时代的“铁骑”所能比拟。最重要的是,他从未遇上一个类似诸葛亮那样的步兵阵法天才,骑兵兵锋未被足够强大的步兵阵法挫败过,所以曾经坐在玄甲铁骑上的他无法理解坐在追锋车上统率轻骑追兵的司马懿面对杨仪所排八阵时所感受到的压力。因为唐初重骑兵足够强大,轻骑兵的盔甲也比三国时代更为优良,李世民思考方式更倾向于直接破阵,而因为三国时代重骑兵还不够强大,司马懿必须思考用轻骑兵灵活战术让敌阵露出空隙之后再破阵。李世民的敌人只要他使用诱敌战术,往往都会中计露出破绽,而司马懿面对的奇才诸葛亮和宿将朱然,要么知难而退,要么坚决不动,都是宁愿彻底牺牲机动性、改变利在速战的初衷也要执行相应预案以策万全,不肯推进或追击,绝对不露出空隙。而哪怕是拥有麹义方阵为前锋的袁绍军,按既定方针成功推进之后,照样露出了空隙,被公孙瓒散骑实施了抄后。
从史书作者和研究者是否具有足够的骑兵经验角度来看,“裴体系”史料是带有“步兵本位”思维方式的“步兵血统”记录体系,相关作者和评论者如陈寿、习凿齿、孙盛、裴松之等人所在国家的部队是以步兵或水军为主;而“晋体系”史料则带有“骑兵血统”,其思维方式也和“步兵血统”史料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对骚扰、抄后、渗透和追击等骑兵战术的倚重和独特见解之上。因为战马食量接近士兵食量十倍,其体力优势为骑兵骚扰步兵提供了物质基础,步兵体力精神被消耗得差不多后,骑兵仍然能保持相当强的战斗力,而且骑兵速度优势所带来的战场选择权还让敌人陷入只能被己方骚扰而不能反骚扰己方的困境。这种骚扰战术在司马懿部队而言除了割麦战之外至少还有两处记录。第一处是渭滨的“秣马坐甲,每见吞并之威”,出自孙盛《晋阳秋》,第二处是樊城解围战的“於是乃令诸军休息洗沐,简精锐,募先登,申号令,示必攻之势”,出自《干宝晋纪》。这种战术看起来像是单纯地“示武”,孙盛理解为“而拥大军御侮于外,不宜远露怯弱之形以亏大势”,而干宝则只是中性地描述,未加评论。孙盛和干宝都是东晋人,其观点立场难免受到时代限制,但其史料来源却是和东晋情况截然相反的拥有虎豹骑传统的曹魏帝国。试问司马懿会不会因为畏惧和朱然野战而觉得“不宜远露怯弱之形以亏大势”?当然不是。合参之下,这种司马懿一直坚持的“示武”其实还是属于一种消耗对方体力和精神的骚扰手段,在这种手段之外还有武功水骑兵出击、奇兵抄蜀军粮道、轻骑兵挑衅朱然等等骚扰手段加以辅助。而后来的骑兵强国元帝国为另一个骑兵强国辽帝国所修的史书《辽史》则对这种辅以轻骑兵骚扰手段的“示武”战术给出了具有“骑兵本位”意义的解释。《辽史-第八十三卷列传第十三-耶律休哥传》载:“时北南院、奚部兵未至,休哥力寡,不敢出战。夜以轻骑出两军间,杀其单弱以胁馀众;昼则以精锐张其势,使彼劳於防御,以疲其力。又设伏林莽,绝其粮道。”干宝写出司马懿的“示武”战术只是部分精锐部队的骚扰行动,大部分的士兵都是处于“休息洗沐”的养精蓄锐状态。在《宋书-卷五十-刘康祖传》中记载了相类似的骑兵战术。面对刘宋大将刘康祖所摆车阵,北魏骑兵采用了分为三队、“且休且战”的战术,外加用马承载着火干草烧战车的手段作为辅助。《辽史-第三十四卷志第四-兵制》也有类似的记载:“若未利,引退,第二队继之。退者,息马饮水抯”和“敌阵不动,亦不力战。历二三日,待其困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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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3-28 19:39:5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见可而进,从骑兵战术角度详论司马懿三追诸葛亮的成败得失

一般人只知道司马懿分别于最后两次北伐的结尾阶段各追击诸葛亮一次,没多少人注意在割麦战之后从上邽到卤城的路途上其实就追了一次,只不过这次是追而不击,只能说是追踪,笔者认为,正是这次不太起眼的追踪,定下了后两次追击的基调。
骑兵的追击,是通过各种手段瓦解敌人阵形后的“收割”行动,是性价比极高的攻击方式,以轻骑兵为专长的部队因为缺乏重骑兵,在对决中冲垮步兵阵形难度较大,故往往高度重视追击战,创造条件让敌人退兵或逃跑,当敌人跑乱阵型或在退兵过程中采用了较长的纵队队形后,再通过骑兵的速度跑赢敌人,除了通过背后攻击的手段高效杀伤敌人,还通过左右横向冲断敌人溃兵或纵队的战术,进入对散乱敌兵的“收割”步骤。蒙古骑兵用围三缺一再追垮敌人的方式打赢过欧洲战场上的决战赛约河战役,配合伏兵拦截的战术还打赢了蒙金战争的决战三峰山战役,极大地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如果己方的骑兵不够强大,则围三缺一的战果可能只是瓦解敌人的防御,减少攻拔敌人营寨城池的代价,如果骑兵足够强大,则重头戏反而在敌人逃跑之后。《孙子兵法-军争篇》所讲的“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与其说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金科玉律,还不如说是骑兵还不发达时代的印记。也因为时代特点的因素,像霍去病、李世民之类的进攻型的天才骑兵将领都对古代兵书理论持有自己的看法,以自己的骑兵经验为最主要的决策基础,对古兵法理论不会盲目接受,必要时会反其道而行之。为此,骑兵对步兵,轻骑兵对重骑兵,因为杀伤力受到兵种特点的限制,追击战都是瓦解对方阵型防御能力或冲击能力后大量歼敌的极佳手段。同时应该看到,骑兵追击过程同样也是继续瓦解敌人队形的过程,而非单纯的防御完全瓦解之后的杀戮。一旦发现对方的阵型重新排列整齐,则追击的战术先决条件就不再存在,战况已经重新变回正常情况下的阵、骑对决,“收割”必须重新进入“播种”程序,重做瓦解的工作。骑兵的追击往往通过两翼包抄紧贴射箭进行,司马师追击文钦用的就是用八千骑兵两翼跟射,步兵随后推进的方式。石勒追击王衍大军也是用骑兵围射的方式。李世民追击宋金刚就碰上了敌人重新列阵抵抗的情况,李世民就只能重新执行破阵程序。而重新破阵的任务对追击跑在最前的轻骑兵而言当然是无法承担的,他们肯定要等待其他骑兵或步兵赶到,数量集结到相当程度再谋定而后击,而在赶到之前如果敌阵平推反扑,轻骑兵无疑就要一边回马射箭一边后撤。
有研究者以贾诩劝说张绣两次追击曹操为参考,认为“俘斩万计”是张郃被伏兵弩箭射伤后司马懿发动第二次追击打垮蜀军后队所取得重大战果,言之有理,而且与木门地理位置在祁山东面稍稍偏北的情况吻合。但实际上骑兵如果足够强大,则其对有抵抗能力的步兵的追击可以不止两次。匈奴骑兵对李陵的五千步兵的追击就有“且引且战,连斗八日”的多次追及接战的记录,而李陵投降匈奴后也曾参与对汉军的追击战斗,其追击“转战九日”,也是多次追及接战。刘秀追击尤来、大抢、五幡之战,以耿弇所率精锐骑兵为先锋,追及接战多次击破敌人,但追到力竭之后,已成强弩之末的幽州精骑被敌人的殊死反扑所击败。经过数日休息整顿后士气重振,又继续追击,也同样是多次追及破敌。从骑兵角度来看,因为拥有速度优势,接战不利或估计会遇上敌人断后部队设伏抵抗,骑兵可以稍稍后撤或不马上追上敌人,保持距离但尾随而行,等步兵走一段路程消耗相当程度体力后,再加快步伐追上开始新一轮追及接战。远距离尾随战术如运用得好还可以取得麻痹敌人的效果,让其放心地不设断后伏兵,只是加紧撤退,但越是加紧撤退体力消耗就越大,队形也就会变成更长的纵队,或溃散逃命,但终究还是跑不过骑兵,骑兵只要在适当时机加速就可以追上,慕容垂追击桓温就采用了这种战术。如果骑兵属于游牧民族的骑兵,则每个骑兵的马匹还不止一匹,可以换马追击,则双方的战斗力对比落差将会更大。
步兵因为跑不过骑兵,要避免被追垮,一般通过设伏、重新集结排阵反击、布车阵、布铁蒺藜等障碍四种方式应对。在骑兵步兵的实战对抗中,追击与反追击是矛与盾的此消彼长、对立共存关系,是否追击和以前追击的战果实际上没有必然联系。但在诸葛亮北伐史研究中却经常奉行“以往战果决定论”的思维定势,一场战斗是否曾经进行过,实际上是谁怕了谁,进而判断哪一方立场的史书造假,都由以往的战果决定。应该看到这种推理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种分析方法,其实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最起码不完全符合三国时代的战场实际,更不能成为判断史料真伪的准绳。贾诩劝说张绣两次追击曹操的例子就是明证。但出于彻底排除“晋体系”史料的立论需要,裴松之有必要通过其剪裁去推销这种思维定势,而且一定要把这种带有相对性的分析方法扭曲到绝对化的程度(裴的“呕血论”),绝对要避免让诸葛亮“败”字当头,并要高调宣扬“蜀军野战必胜,魏军不敢出战”,进一步把“以往战果决定论”暗中偷换为专为自己服务的“蜀军战果决定论”,这样才能引导他人用“请战不得”、“畏蜀如虎”去排除敌对史料,强行构建自己的体系。
在史料兼容角度可以看到,如果接受这样的思维定势,魏明帝的“坚守追击”诏书是挫败“裴体系”剪裁意图的强有力的“以往战果”证据;如果不接受,则裴松之所打造的“三怕”体系将会整体坍塌!“千里请战”如果抛开了“请战不得”和“斩首三千”而只是单单从文字本身来看只是带有正面意义的“大略深长”(《晋阳秋》)。在还有避讳之嫌的晋朝时代,近乎公认的良史《三国志》、裴松之自己都不认为是良史的《汉晋春秋》、历史上口碑极佳的良史《晋阳秋》等等以及一大堆旧《晋书》内都有的对司马懿军事水平的溢美之词,并且在客观叙述文字上都记录了“宣王愤怒”、“欲进攻”之类的信息,一旦取消了“以往战果决定论”,则这些诸葛亮支持者们嗤之以鼻的东西将会全都变成挥之不去的噩梦,再也不能通过联系“裴体系”史料分析来进行“去秽”处理。到不再有避讳之嫌的唐代,以唐太宗评语为例,虽然他也赞同“演戏论”,但“千里请战”只是单纯的权谋把戏,只不过是“兵动若神,谋无再计”的司马懿已经不愿意跟明显和自己不是一个量级的诸葛亮进行比赛而已,并非是被打怕,而是在“俘斩万计”、“破之必矣”和北原之战等因素基础上追求比遏制和战胜诸葛亮有意义得多的其他目标。无论所处时代有无曲笔保身的需要,以孙盛和李世民为代表,因孙盛对司马懿的赞美和李世民的养寇自重的分析思路,其看似高度赞同“演戏论”的文字最后都会推导出能为兼容“晋体系”史料大开方便之门的结果,仔细分析之下,孙盛宁死不屈的良史气节和李世民的骑兵经验会还会让情况变得更加不利于诸葛亮军事神话。“演戏论”内部也并非是铁板一块,只要不是选择性失明去到裴松之“呕血论”那么极端,哪怕接受了“千里请战是演戏”的心理判断,也未必会把司马懿的畏惧程度估算到所有胜利记录都属假冒的程度。笔者以往就分析过,陈寿虽然认同类似孙盛的诸葛亮治军严整魏国欲以不战策略抵御的观点,可谓良史所见略同,但北原之战的记载是《三国志》和“裴体系”剪裁意图的分水岭,是尊崇《三国志》“本传”的“裴体系”的“后院起火”。但如果出于保留“去秽”工具的需要而接受“以往战果决定论”,则因“望尘而遁”、“兵才接而亮退”、“俘斩万计”和“破之必矣”的存在,那些溢美之词其实同样也无法作“去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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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3-28 19:40:36 | 显示全部楼层
从骑兵战术角度而言,魏明帝的“坚守追击”诏书则是给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敌情分析。在这道诏书里,诸葛亮的“退”和“走”是两个概念,要分别采取不同的策略应对。与之相反的是,在蜀人陈寿笔下诸葛亮是“粮尽退军”、“承以退军”,在李平的奏折中则是“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在这些带有蜀国观点的表述中,“退”就是彻底的退兵,而不是战场上的战略战术意义上的后撤。若把诏书内容和第四次北伐事实进行对应分析,则“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对应的就是祁山坚守和郭淮等人所率部队被击败,“彼进不得志”对应无法攻下祁山和割麦战“请战不得”,“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劳,全胜之道也”对应“俘斩万计”,而“退无与战”对应的又是什么呢?诸葛亮支持者可能倾向于理解为对应卤城相持阶段的“既至,又登山掘营,不肯战”,其实如果把兼容的功夫做足了,还可以对应“斩首三千”攻坚战和“寻亮”、“追至祁山”。前者获得失败教训,后者形成经验总结。
从上邽转移到卤城的情况,《汉晋春秋》写作“寻亮”,而《宣帝纪》写作“追至祁山”。这一次追踪没有追及接战的原因,首先是上文已分析的远道疲劳、轻装少甲的因素。远道疲劳对骑兵指挥策略的影响可以参考《辽史-第三十四卷志第四-兵制》关于骑兵如何节省战马体力的记载:“每军行,鼓三伐,不问昼夜,大众齐发。未遇大敌,不乘战马;俟近敌师,乘新羁马,蹄有馀力。成列不战,退则乘之。”辽国骑兵总数达到十万骑以上,但在没有倍道兼行的情况下“蹄有馀力”,仍然倾向于采取“成列不战,退则乘之”的灵活战略战术,类似于魏明帝诏书的“走而追之,全胜之道”,疲劳的魏骑兵面对保持队形防御退却的蜀军没有贸然出击,也是在情在理。
除了上述两因素外,这次追而不击的原因还可以从车阵去找。车阵是步兵对骑兵、汉步骑对马匹数量占优的胡骑常用的防御手段,防御能力强而兼有一定的机动性。卫青、李陵都有用车阵抵御匈奴骑兵进攻的记录,三国时期田豫也用车阵对抗乌桓骑兵。当时曹彰和田豫手下只有“步卒千人,骑数百匹”,但利用地形摆开车阵,加上疑兵的手段,成功抵御了数千胡骑的进攻。诸葛亮的《贼骑来教》教士兵使用车阵对抗敌骑,但在狭窄的地形,则改用锯齿去抵御。诸葛亮提到的“锯齿”笔者认为是金属拒马实物而非所谓“锯齿形车阵”,“锯齿形车阵”的解释方法和地形复杂导致车阵难以展开的军事常识矛盾(《后汉书-马防传》:“临洮道险,车骑不得方驾”)。李陵的车阵是且退且战,而马隆参考诸葛亮八阵所作车阵和北魏拓跋珪的车阵一样,能“且战且前”。由此而言,诸葛亮在割麦战的后撤,因为是“请战不得”而非败退,在魏轻骑兵还在骚扰寻隙的情况下,自然是保持车阵阵形缓缓后退,这种后退方式用“死诸葛走生仲达”一幕的用语来形容则是“结阵而去”。中后期可以加速走成狭长队形(“引而还”),一旦魏骑追来,蜀军可以按《贼骑来教》的条令重新摆出车阵。车阵受地形限制较大。如果到了不利于摆设车阵的狭长地形,而敌骑仍然可以穿插进来,则要用锯齿来放置障碍,并用“护侧骑”(诸葛亮关于狭长阵形的《军令》)保护队形侧翼,抵御两翼包抄的敌骑横向冲断分割。
综上所述,从上邽到卤城的路途上司马懿的骑兵追而不击,原因可能有如下三个:
(1)        撤退之路未遇上车阵无法展开的狭窄地形;
(2)        就算遇上了狭窄地形,因为蜀军在坡谷入口放置了锯齿等障碍物,加上“护侧骑”的保护,故轻装少甲的魏轻骑未敢贸然加速发动攻击。
(3)        诸葛亮奔赴割麦的路上就已经观察沿路地形,确保自己退路不会出现队形出现过大破绽。
结合上文司马懿攻坚是以水源地“重围”为主要目标的分析,参考马超游骑冲突导致曹操无法扎营的例子,有理由推测,司马懿的这种追而不击、紧贴尾随的行动所取得的效果并非仅仅是威吓蜀军和稳定祁山守军军心那么简单,还可能取得了一个重要的效果,那就是让诸葛亮难以选择最佳驻扎地点进行部署,而只能在一个能让众多魏军将领兴奋不已、踊跃请战的地方扎营,解了祁山之围,让祁山守兵贾栩、魏平部队得以与大军合势。
从这个角度看,结合卤城诸葛亮没有类似渭滨挑衅野战这一点,则“畏蜀如虎”所埋怨的还未必完全是指割麦战的诱敌灵活策略和尾随的“不敢偪”,很大程度只是埋怨没有及早发动足以彻底击破蜀军的水源地攻坚战。从“不敢偪”到“畏蜀如虎”之间也并非是一条直线,而是有着好几个重大的转变出现,导致魏军战略由骑、阵对抗向攻坚方向倾斜,轻骑兵的诱敌和尾随的战术成果转化为水源地攻坚彻底击破蜀军的战机。而在裴松之所打造的“三怕”体系中,攻坚战却是以强调魏军野战环节失败的方式出现的,其实只要全面掌握了战况,则可知因攻坚导致野战陷入被动当然无法说明野战必败,更谈不上产生畏惧野战的心理。一经深入推敲之下“畏蜀如虎”还未必就是指割麦战野战对峙环节,而有可能是指未能及早进行攻坚战,畏惧野战的心理更是欠缺说服力。
除了匈奴骑兵追垮李陵车阵的战例外,上文提到过的《辽史-第八十三卷列传第十三-耶律休哥传》还详细记载了骑兵如何追击消灭保持车阵和步阵有秩序撤退的敌兵的具体战法。该传记载:“曹彬等以粮运不继,退保白沟。月馀,复至。休哥以轻兵薄之,伺彼蓐食,击其离伍单出者,且战且却。由是南军自救不暇,结方阵,堑地两边而行。军渴乏井,漉淖而饮,凡四日始达于涿。闻太后军至,彬等冒雨而遁。太后益以锐卒,追及之。彼力穷,环粮车自卫,休哥围之。至夜,彬、信以数骑亡去,馀众悉溃。追至易州东,闻宋师尚有数万,濒沙河而爨,促兵往击之。宋师望尘奔窜,堕岸相蹂死者过半,沙河为之不流。”
参考这些记载,不难推演如下:
到诸葛亮按李平的意见退兵之后,司马懿发动了追击,张郃被蜀军断后部队设伏射伤。笔者以往的观点是先取得“俘斩万计”战果张郃再中箭,然后追击停止。但今天笔者倾向于认为张郃中箭在先,中箭后要么是追击未停止,要么是追击虽然被伏兵遏制,但司马懿利用蜀军因此而产生懈怠心理的机会发动第二次追击甚至多次追击。蜀军在斩王双的经验基础上倾向于认为设伏部队起作用则魏骑兵不会再追来,产生懈怠心理而加速撤退,放松了队形的戒备,或因为遇上狭长地形而不能保持车阵和兵阵的严整,又或在麻痹心理和奔波疲劳双重影响下不设严防,休息餐饮,让魏骑有了可乘之机。同时魏骑已不再是轻装少甲的疲兵,完全可以采用两翼包抄射箭战术,增加蜀军的混乱,再横向冲断。经过第二次追击或多次追击,数万蜀军被射杀、背后攻杀或分割围歼,部分被俘虏(人数采信《宣帝纪》与《开元占经》)。
如果把诸葛亮第四次北伐部队总数看作五万人,“万计”能否看作“一万左右”,十几年前已有人成功论证。而总数除了五万人的方案还有八万人,八万又分为单纯出自《郭冲五事》的八万和以“半兵运粮”定律算出来的五万野战士兵加两万多运粮民夫或押粮老弱士兵所构成的八万,后者可容纳“数万”的解释以及《开元占经-郗萌占-月犯毕五》的“诸葛亮将五万人入天水”、“斩首三万余人,投降者万余人”的记载。无论哪一种理解方式,“俘斩万计”都能找到出路。而哪怕把俘斩数字按照《三国志-国渊传》的惯例除以十,变成俘斩数千,或俘虏一万斩首数千,都是诸葛亮军事神话所无法承受。
第一次追踪的经验给了魏军观察蜀军撤退时的队形的机会,在此经验基础上,魏军骑兵在第二次追击战变得更善于寻找蜀军队形的破绽,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增加了包括司马懿在内的魏军将领们击破八阵的信心,也给魏明帝诏书的战略奠定了思想基础。用诏书的语言去表达,第一次追踪给魏军的经验是蜀军的“退”的情况,因为未陷入混乱,故保持了队形和戒备,难以找到空隙。而第二次追击则是蜀军粮尽而“走”的情况,会因为多种因素导致队形出现破绽。为此,自认为三代知兵、熟读兵书且喜欢对前线指手画脚的魏明帝研究综合上述情况,结合魏军一直以来的坚壁清野的庙策,基本确定了“坚守追击”的方针,把资源全部集中到蜀军最虚弱的“走”,放弃难度相对较大的“退”。
而在司马懿方面,他与司马孚吸取了中军紧急奔赴导致准备不足的教训,预先为下一次抵抗入侵做准备。司马孚提议预选二万步骑,司马懿则在蜀最后一次北伐发动的至少一年之前就已多次向魏明帝提出要与诸葛亮进行野战(《三国志-辛毗传》)。这种提前请战和“千里请战”都是司马懿在蜀最后一次北伐的“请战”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裴松之的“三怕”体系因建基于姜维诸葛亮的“敌国传闻之言”和外行看热闹的渭滨百姓的茶余谈资,针对的只是后半部分。
到诸葛亮发动最后一次北伐这一年,魏明帝干脆下诏白纸黑字地明确了“全胜之道”,但司马懿在前线不理会皇帝的训诫,仍然按自己抢占先机那一套行事,不听诸将渭北驻扎的方案而渡河背水扎营,发动了武功水骑兵急攻,并与蜀军在北原展开野战。也许是事先所作准备起了作用,在蜀军手下连吃败仗的郭淮这次打赢了野战。经过一系列的较量,处处被遏制,加上孙权军队退走,诸葛亮“势穷”、“胆破”、“军败欧血”,而这次不再有粮食压力迫使魏军采取攻坚战,他只能在割麦战美好回忆基础上寄希望于双方进行野外的阵、骑总对决。因为这种非必要的总对决是皇帝下诏反对的,解释起来会有麻烦,同时司马懿的“表固请战”未必就只能是专门上表申请野战,其文字也有可能是像诸葛亮的武功水上表那样主要陈述所取得的战果,陈述完后再重申自己在战前就一直坚持的请求:要与诸葛亮展开野战。皇帝看到情况离自己所定方针越来越远,才采取了仗节临门的非常手段。非常手段在不了解战前情况的姜维诸葛亮眼里就成了“本无战情”,最后发展成为各种版本的“演戏论”,以裴松之所持版本最为极端。
“本无战情”的“战”字,综合各方面资料只是特指魏蜀大部队排阵对决,但研究不深入者往往要推广为所有野战,形成“蜀军野战必胜”的错误印象。实际上诸葛亮是“战不必胜(北原之战)”、“守不必固(“攻拔其围”)”。
在司马懿角度看,除了上文所述已做好了重骑兵准备外,轻骑兵的骚扰战术也让其立于不败之地,实在无法找到八阵的空隙或损失部分兵力后仍然无法破阵,他可以像对朱然那样放弃破阵,一定程度上还兼收“示武”的效果,拖垮蜀军兼可一雪“畏蜀如虎”之辱。而八阵因为把资源全部收缩在防御上,机动能力低,所以司马懿只要避免胡骑对汉车阵鲁莽的进攻方式,不在未有战机的情况下盲目发动总攻,则大败的可能性相当小,就算遭受重大失利,预选精锐部队也未必会像公孙瓒部队那样彻底崩溃。但一旦取得战机,却有可能让蜀军兵败如山倒,很大机会还能阵斩蜀军主将诸葛亮。瓦解蜀军阵形后还可以用强大骑兵发动追击战继续扩大战果。和魏明帝诏书的“全胜之道”相比,司马懿奉行的是有相当程度风险但是风险收益比相当可观的“大胜之道”。
在战争史上,破阵的常用手段就是两种:抄后夹击,或以合适兵种、合适手段攻入阵中,从中心向阵前缘敌军攻击,与己方正兵形成夹击的局部优势,进而通过阵外其他部队的协同将这种局部优势转化为全局优势。威名遐迩的马其顿方阵因为把资源全部集中到方阵正面的枪林,敌人只要用手执短剑的士兵从侧翼渗透进阵中,则会形成局部优势,枪兵因为长枪过长,对近身的剑兵毫无防御之力,剑兵加上外部正兵的协同就可以瓦解方阵。因为马其顿方阵偏向于平推式的进攻,为加强机动性,其披甲程度和盾牌都被弱化,故攻破马其顿方阵的另一种方法就是用强弩和标枪。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的库诺斯克法莱战役,罗马军队主将弗拉米宁准确地预见到希腊左翼步兵推进通过不平坦的地形将会导致其严密的马其顿方阵出现空隙,果断地把他的破阵工具战象投入到该方向,在希腊阵形最乱的时候发动攻击,冲开缺口后罗马剑盾兵渗透入方阵中对鞭长莫及的希腊枪兵展开一边倒的屠杀,击溃希腊左翼,罗马右翼乘胜包抄剩下的希腊右翼,希腊军队彻底崩溃。三国后期克蜀之役,邓艾率领疲劳之师面对诸葛亮之子诸葛瞻摆出的阵形。在无设伏、无诱敌的情况下,曾经在野战大破姜维的邓艾单纯地用抄后就破了蜀阵,临阵斩瞻,谁又能说割麦战和渭滨战场魏军无胜算呢?无独有偶,深得诸葛亮八阵车阵精髓的名将马隆的儿子马咸,在八王之乱中为成都王司马颖作前锋,在马市之战中其军“坚不动”,情况与朱然对抗司马懿的模式已有相当的类似程度。但长沙王司马乂的司马王瑚采用了类似“火牛阵”的“刺马”战术,在马咸的军阵冲开了缺口,王瑚乘势进击,大破咸军,“临阵斩咸”(王隐《晋书》卷七)。而类似的战况早在汉末灵帝时就有零陵太守杨璇用过“烧马”战术冲击贼阵(谢承《后汉书-杨璇传》)。到南宋时期蒙古兴起,蒙古人也有类似的“鞭生马”冲击敌阵的战术(《黑鞑事略》)。以八阵或类八阵闻名的名将的儿子的结局都是阵破被斩,如果儿子已得父亲真传,这一事实就充分说明了八阵之类的严密阵法的战场风险;如果儿子未得真传或当时地形等条件限制了阵法的展开,则其结局一定程度上也说明父亲的阵法过于复杂,受战场条件限制太大,从而其可学性、可操作性和实用性都应打上大大的一个问号。除此之外,他们的儿子耳熏目染接受父亲成功经验单方面的灌输,对父亲阵法的缺点和对战场风险认识不足也是导致失败的不可忽视的原因。绵竹之战时蜀军内部还有黄崇这样的清醒者,他劝诸葛瞻要尽快占据险要,不要让邓艾“入平”,但诸葛瞻过分信赖自己的阵法,没有采纳。从这个角度而言,诸葛亮本人是 “蜀军阵形野战必胜”之类理论的第一个受害者,害死了自己的儿子。
司马昭后来派陈勰学习“诸葛亮围阵用兵倚伏之法”,后世的朝代有相当数量学习诸葛亮阵法的记载,但实际上,后世也有认为八阵或一般车阵不实用而不愿意学习使用的记载。一般而言,骑兵越发达或进攻欲望越旺盛、破敌需要越迫切,就越不愿意学习使用复杂步阵和车阵;重骑兵和火攻等破阵的手段越发达,复杂步阵和车阵的缺点也就越明显。例如南北朝时期北魏将领奚斤认为步兵阵法因为机动性差从而在原理上无法战胜骑兵。他分析说:“马力不足,以步击骑,终无捷理”,要战胜敌骑必须步骑协同内外夹击,“当须京师救骑至,然后步陈击于内,骑兵袭其外”。隋初名将杨素一改以车阵抵御胡骑的旧法,认为这只是“自固之道”,改练骑兵阵法,与突厥展开骑兵对骑兵的战斗,取得重大胜利。宋金时期,有人把《八阵图》献给金章宗,金章宗将其与宋白所集《武经》合参,认为其“载攻守之法亦多难行”。大臣夹谷清臣认为金国的兵法没这么复杂,他总结说:“兵书皆定法,难以应变。本朝行兵之术,惟用正奇二军,临敌制变,以正为奇,以奇为正,故无往不克” (《金史》卷九十四列传第三十二)。骑兵衰微或骑兵虽然发达但以保护重要目标为优先或要在优势敌骑兵的冲击下先求自保,在此基础上用防守反击战术杀伤敌军,这才是学习八阵、车阵战术的动力。西晋之初,骑兵尚强,但晋武帝却让陈勰统领模仿八阵的车阵作为护卫。无独有偶,骑兵强国辽国帝主的护卫也有采用车阵的记录(《辽史-第九十六卷-列传第二十六》)。但很明显,这样的学习动力不足以说明八阵、车阵不能破,更不足以说明司马懿的胜利记录肯定是伪造。
    从诸葛亮角度看,因他所挑衅的阵、骑总对决魏骑如破阵不利可以快速撤出弓弩射程并退回魏营,而蜀军五百骑规模的骑兵难以击败魏一两千骑,也就难以截断魏军步骑撤回魏营的退路,故他期望的当然就是司马懿盲目发起猛攻,用弓弩杀伤魏骑精锐至一定程度,使其陷入混乱,再用蜀军少量精锐骑兵和轻步兵发动反冲击,兜截部分魏军的退路,配合八阵车阵、步阵的正兵平推,夹击歼灭。李陵车阵大量杀伤匈奴骑兵的战例、《晋书-载记第二十二-吕光》所载车阵大破身披锁子甲胡骑的战例,以及刘裕车阵大破鲜卑铁骑的战例,都可为研究诸葛亮战术之参考。这两个例子中,胡骑鲁莽进攻,导致重大损失。
从魏军步兵正兵角度看,按羊祜所上表而论,魏步兵使用的是“劲弩长弓”、“长矛楯戟”,采用的自然是弓弩兵和长矛盾兵结合的步兵阵法。从卤城之战“斩首三千”战果看,弓弩兵也是披着沉重的“玄铠”,带头盔,防护能力相当高。而魏军除了这些之外,其实也可能和蜀军一样使用车阵。魏军有曹彰、田豫使用车阵的先例。到平蜀之役,钟会大军对姜维军的作战,双方都有使用车阵的记录(钟会“方轨而进”,姜维“方轨而西”)。东晋末期刘裕伐后秦,后秦的姚恢率领安定部队从雍州出发直奔长安,打出“清君侧”的旗号,其部队进军方式就是车阵推进。由此可见从汉末到晋末,车阵并未在北方军队中消失,反而是在包括雍凉地方部队在内的军队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以此言之,渭滨的魏蜀排阵对决,经过魏轻骑兵的长时间骚扰之后,蜀军阵形出现松动,魏军可以用重甲步兵、弩兵加车阵平推的方式正面压制八阵的车阵、弓弩和长矛,再用一千名以上的重骑兵冲垮蜀五百“护侧骑”,进而冲开八阵两翼的缺口,杀入八阵中央。如果蜀军采用八面俱到的平均防御,则既降低平推速度,而且还会摊薄每一面的防卫能力,为魏骑把速度优势转化为局部优势集中攻击一点并冲开缺口提供了机会。如果诸葛亮在八阵中,则魏骑可以兜截其回营退路;如果诸葛亮在阵外的后方,则魏骑可以抄后实施斩首战术。车阵可以少胜多、以一敌十抵御骑兵,这是事实,但当对方也可能有车阵时,仍然把对方看作肯定是被己方打怕了,这明显欠缺最起码的说服力。从诸葛亮和司马懿的交战记录看,诸葛亮实际上只是击破过郭淮等部,在渭滨只是见过武功水魏军轻骑兵和北原郭淮所率抢占要地的部队,见闻并未超出司马孚所讲的“边兵不能制敌”,未曾在司马懿准备充足的情况下在野战战场上见识过魏军精锐兵团的阵容和部署,对仗节临门的一幕判断为“本无战情”也就情有可原了。
在夷陵之战,陆逊采用“试错”的手段试攻刘备一营,虽然失败,损失士兵,但却基本掌握了正确的进攻方法。而在诸葛亮北伐战场上,魏军对蜀阵的“试错”何止一次!从这种“试错”思路来看,则经过充分研究和试验的魏军完全有可能已经掌握了破解蜀军八阵的方法,再经过战前准确判断入侵路线和提前充分准备,则“破之必矣”并非是一纸虚言。在不用抄后手段的情况下,破阵的关键在于保证重骑兵的破阵必要手段基础上指挥部队打出奇正协同、步骑协同,前期注重准确预判寻找战机,中期注重集中兵力冲开缺口,后期注重诸军协同夹击歼灭。实在无法寻找到空隙冲不开缺口,可以抄后斩首或断其归路,或干脆不进攻,等蜀军来攻,八阵的平推要打垮魏军正面步兵方阵和车阵又谈何容易!而一推进,蜀军的阵形暴露空隙的机会就增加了。
上文提到的姚恢率领的使用车阵的部队,其战斗经历和诸葛亮最后两次北伐非常相似。姚谌军拦截姚恢军,被击败,类似于郭淮等部拦截诸葛亮而被击破。为遏制其势头,后秦紧急从东线调集部队救援长安。姚绍率领轻骑兵先奔赴第一线阻击姚恢,三万步兵因为速度较慢,向长安方向集结。姚绍的轻骑兵和姚恢使用车阵的部队形成了相持局面,两军在步兵赶到前的初次接触,可推知相持情况可能类似于割麦战“互挑而不战”;步兵到达后情况就类似于卤城和渭滨魏蜀两军对峙。在姚赞的部队也回头救长安后,后秦朝廷部队声势大振,叛军军心动摇,一小股部队投降朝廷。在这种不利情况下姚恢仍然率军向姚绍进逼,结合车阵使用情况其进逼应该是阵形平推。谁又能说这种劣势下进逼的战术肯定没受刘裕车阵辉煌战绩的影响呢?但姚赞部队趁机绕到其后面,和姚绍形成夹击之势,车阵被破。姚恢的车阵推进结果就是被抄后夹击,最后阵破身亡,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车阵在采取攻势时的弱点,以及诸葛亮八阵推进有可能面临的风险。
从魏军鲁莽进攻蜀军才有较高胜算的角度看,诸葛亮也有必要以无所不用其极的羞辱手段激怒司马懿,否则就算魏军应战开展对决,如果不按预想那样毫无章法地向车阵连弩和步兵枪林冲锋,而是走回割麦战有条不紊自成章法的指挥套路,则蜀军照样难以取胜。要是时间拖长了,被敌轻骑兵骚扰战术找到空隙或把被侵扰得疲惫松懈,甚至会彻底被击溃。就算不被破阵,如果司马懿派骑兵抄后的话也能让布阵部队陷入被动,被破机会大增。诸葛亮取胜机会就是争取采用类似刘裕的战略而不是采用类似姚恢的战略。刘裕通过车阵吸引前燕包括铁骑在内的精锐部队,然后分轻骑兵偷袭敌人空虚的后方,攻拔了辎重所在,让敌人陷入被动才最后决定胜局,而渭滨战场经过前期的交锋,诸葛亮已经丧失了主动权,魏军已经达到了接近“诸军无事”的安全程度。诸葛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这些都决定了他无法取得战局的主动权,从而无法采用类似刘裕的“车阵牵制,轻骑抄后”总体战略。一旦两军展开阵形总对决,正面的车阵、步阵取得均势,则因为骑兵优劣对比明显,抄后的成功率司马懿远高于诸葛亮。这也正是司马懿所讲“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的精髓所在。
从正本清源角度看,八阵在汉朝军事史的前身是卫青的正面武刚车阵加强大骑兵两翼包抄战术,当时卫青手下有五万骑兵,先是从车阵内派出五千骑兵,逐渐增加,两翼包抄,其战术仍然符合正面排阵、两翼迂回的军事教科书模式。到窦宪把自己讨伐匈奴的阵法标明“八阵”标签,当时他手下有三万骑兵,一万三千多辆战车。也就是说,八阵本来就是车阵正兵加两翼强大骑兵的综合体,而到诸葛亮时代虽然加强了步阵和车阵的结合,但两翼骑兵却因为国力、国运和地理的因素衰减到一千骑都达不到的水平,如无其他有利因素辅助,单凭基本公平的阵形对决,其步车正兵被拥有强大骑兵的敌人包抄截后只是时间问题。
处处抢占先机,为大决战做好准备,提高胜率,降低风险,不断增加大决战中己方的主动权,这是司马懿在抵御诸葛亮最后两次北伐时一直奉行的战略。经过充分准备确保蜀军无法抄后,用正面的车阵和步阵抵消蜀军的优势,迫使其走入被己方强大骑兵抄后的预定套路,如果经过轻骑兵骚扰后找到空隙,还可以打开缺口破阵,阵斩诸葛亮。笔者认为,这就是司马懿的“破之必矣”的信心来源,是“请战”的底牌!
由此而言,熟读兵书三代晓兵的魏明帝也未必就不知道魏军其实立于不败之地,他担心的可能只是司马懿会因为愤怒而发动鲁莽的总攻而导致走入蜀军的套路,未必一定是害怕他使用正常的破阵战术。为此,仗节临门的非常手段也就是在北原之战胜利之后才采用,与其说是肯定是被诸葛亮打怕了,还不如说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怕司马懿因胜利产生骄傲轻敌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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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3-28 19:41:20 | 显示全部楼层
但到最后一次追击之时,这些破阵准备和协同战术,突然之间全都没有了!

司马懿收到蜀军突然烧营而遁的消息,也就按诏书“走而追之”的要求启动轻骑兵尾追。按照第二次追击的经验教训,司马懿当时自然是高度留意地形有否利于敌断后部队设伏,但未预计两军遭遇的情况竟然会是己方步兵正兵和重骑兵尚未赶到之际就遇上对方中军精锐排阵反扑。对这种意外,司马懿考虑的正如《宣帝纪》所说是军事教科书穷寇不逼的教诲,另一方面从轻骑兵对严整阵法的既定办法出发,魏轻骑兵也毋庸置疑地采用稍稍后撤的方法,不与其硬碰。最重要的是,因为诏书对“退”和“走”进行了明确区分,再加上当时辛毗以监军角色确保诏书精神一定要贯彻落实,司马懿自然也就被迫陷入了对当时蜀军到底是“退”还是“走”的思考。既然蜀军阵容严整而且反扑,当然是属于“退”的可能性大。诏书指示“退无与战”,他稍稍后撤后也就不能再采取第一次追踪的方式伺机攻击,既然不能攻击,也就既无法截断散乱蜀退兵,也无法采用游骑冲突的方式干扰蜀军选择扎营地点,则尾随的意义也就不大了。监军在指手画脚,司马懿只能放弃自己一贯的积极进取的轻骑兵战略战术,转而去查看蜀军营垒缴获物品,最后通过物品的性质分析确定蜀军是“走”而非“退”,才突破监军的束缚,继续追击。从第二次追击的经验看,隔一段时间再继续追击效果可能更好,首先骑兵速度能弥补时间损失并追上,其次蜀军放松警惕后更加容易击破消灭。
蜀军也从第二次追击吸取了教训。在诸葛亮病重弥留之际,他制订了双重断后的退兵方案。第一重断后设伏由前锋变后队的魏延军实施,第二重由姜维军实施,中军还有撒铁蒺藜的手段。但这个方案在诸葛亮死后却因为魏延不愿被杨仪驾驭而被打破了。魏延擅自先行撤退,第二重部队姜维军又未做好准备,导致中军直接暴露在魏军轻骑追兵之前。情急之下,经验起了指导作用。杨仪运用割麦战的撤退经验,先是用结阵反扑逼退敌骑,然后保持阵型缓慢退走。割麦战经验敌骑兵会尾随,但是这次竟然没有尾随。第二次追击经验是地形会导致队形散乱,从而这一次蜀军离开魏军一段距离后布置了大量铁蒺藜,确保自己能放开队形限制快速撤走。
研究者们一般认为辛毗对司马懿的束缚只是“千里请战”那一幕,但若将《宣帝纪》与《三国志》魏明帝诏书合参,他还其实还束缚了“死葛走达”那一幕。裴松之打造的“司马懿‘三怕’诸葛亮体系”(“畏蜀如虎-演戏论-死葛走达”)仅仅只是一种可能情况而已,这似是而非的“三怕”实际上全都另有原因,一经分析就会发现大量的其他可能情况与之共存,而且这些情况只要排除裴松之剪裁的干扰并细加分析,就不难发觉都远比裴“‘莫须有’加循环论证”式的心理猜测更符合军事常理和推理逻辑,更符合三国时代的战场实际,能兼容多得多的史料记载,就算其中个别记载赞同“演戏论”,也不见得就会去到裴松之那种把所有司马懿获胜记录全部打上“虚记”标签的极端程度。

在本章节的最后,笔者建议各位研究者都去研读东汉“三明”剿灭胡乱的史料(《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张段列传第五十五》),这些史料对研究诸葛亮最后两次北伐非常有借鉴意义。三位汉将的战绩尤以段颎最为丰富。除战斗地域相接近外,甚至可以说,司马懿、张郃和诸葛亮之间的军事对抗手段在段颎和羌军的战斗中大部分都已经预演过,可谓“太阳底下无新鲜事”。段颎所率汉军和羌军轮流“扮演”着魏军和蜀军的角色。当汉军秘密占据东、西二山制高点时,其角色类似于诸葛亮占据南、北二山,面对占山制高战略,羌军在攻打山头汉军时采取了类似张郃绝汲道的战术,汉军采取了类似诸葛亮“断水为重围”的手段,建立栅栏防线“分遮汲水道”。因为羌军本来是被围困,一定程度上保护汲道同时也是绝羌汲道,这是汉、羌射虎谷之战和魏蜀卤城之战不同之处。两军同时扑向水源的结果就是导致大规模战斗在水源附近地域爆发,段颎亲自率步骑击退羌军。羌军既要对山头汉军攻坚,又要在水源地和汉军作战,最后失败,其角色类似于因攻坚分散兵力而被“斩首三千”的魏军。段颎平羌的战术既有体现轻骑兵时代特点的“下马大战”,又有体现轻骑兵向重骑兵过渡时期特点的“驰骑于傍,突而击之”,这种从两翼横向冲击敌阵的骑兵战术史书明确写出是由“轻骑”完成,充分体现了东汉“突骑”所保留的轻骑兵性质。段颎在扮演类似曹魏军队角色时,除完成了正面步阵平推、侧面骑兵横突的破阵战斗任务外,还表现出极其旺盛的骑兵追击欲望,对羌军穷追不舍。其他著名骑兵将领的追击都是有时期性的,而段颎的军事生涯几乎都是在追击中度过。在鼓励部下要拼命抗敌时,他拿出的理由就是“今去家数千里,进则事成,走必尽死”,强调被羌族骑兵追击的致命后果。其他的骑兵追击战一般就追十天八天,追及作战十次左右,而段颎追羌军可以连追大半年,“自春及秋,无日不战”。段颎和李世民一样,都是既有设伏破敌追兵的经验,又有强烈的追击逃敌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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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3-28 19:42:05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十年总结,完满解决史料兼容问题后重新审视《汉晋春秋》“三硬伤”

正如上文所论,《汉晋春秋》相关史料在叙述文字上具有不成熟、不全面的特点,笔者以往把该书文段不成熟、不全面达到自相矛盾程度的几处缺陷称作“硬伤”。笔者当年那篇研讨《汉晋春秋》“三硬伤”的文章,因各方面条件所限,在文风上论坛笔战痕迹过重,在研究上也是相当不成熟、不全面,该文未仔细查读校对就匆忙贴出,以致“隃麋”地名的古今对应出现明显笔误。但就“三硬伤”所提问题而言,笔者自认为直到今天重读都觉得相当有启发性。上文用“互挑而不战”已完满解决了割麦战两体系史料兼容问题,兹以此为基础对“三硬伤”进行重新审视和总结。
笔者以往所发现的《汉晋春秋》割麦战史料“三硬伤”为:
硬伤一:郭淮主动出击;
硬伤二:分不清东南西北;
硬伤三:白白放弃祁山。
前两个“硬伤”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当时有反对者认为笔者将魏军动向错误理解为司马懿带大部队“西救祁山”,笔者也一度认为是自己读错了,细读之下其实不然。因为该书下文有司马懿拒绝分兵之事,受其潜移默化,笔者自然就倾向于将“西救祁山”理解为司马懿留兵四千后率领大部队离开上邽西行解祁山之围,如此则会导致东南西北完全颠倒。在拒绝分兵的思路下,司马懿既然认为在诸葛亮统率下的蜀军战斗力强,当然就不应该让郭淮等等魏延的手下败将去救祁山,那同样将导致“分为前后”,而且明显“不能当”,结局只能是“为黥布禽”。同时要看到,两体系都把诸葛亮奔赴上邽的行动放在司马懿拒绝分兵之后,则前军不能抵挡自然就不会是指诸葛亮部队在奔赴过程中击破郭淮等部一事。由此可见,如果以理顺该书文字叙述为优先,将魏军动向解作大多数人都接受的郭淮等人留四千兵守上邽,带着其他部队出动救祁山,则会不可避免地与下文的拒绝分兵思路发生矛盾,而且该书还写明这种安排是宣王作出的,“硬伤”就更加是病入膏肓。如果以王经所统兵至少四万人的例子为参考推断郭淮统兵也有四万人以上,和司马懿中军人数相差不远,所以可以单独去救祁山,上下文又将会产生新的矛盾。在这种情况里,郭淮等人的部队的兵数可与司马懿援军等量齐观,不看作“分兵”,既然已经有这样一队可以与诸葛亮大军相匹敌的救兵,司马懿还需要担忧中军所分出的前军不能抵挡吗?分兵担忧本来就说明司马懿不认为郭淮等部能挡得住诸葛亮,更谈不上击破蜀军解祁山之围。最后还是要靠中军赶到才能与诸葛亮对抗。但如果这样分析,郭淮等人的部队兵员数量又变回了不能与中军相提并论的偏师,而偏师在大军赶到之前就西救祁山又与拒绝分兵的思路矛盾。由此可见,前两个“硬伤”如果解作仅为笔者错读所致,则该书文段会产生新的“硬伤”,仍然难辞其咎。
虽然笔者旧文对郭淮等部的人数进行了不少的分析推断,但今天应看到,前两个“硬伤”的指控能否确立,实际上并不是由郭淮等部人数多少、质量如何而决定的,而是由司马懿脑中必然会有的“郭淮等部能否击破或抵挡诸葛亮部队”的思考来决定的。只要郭淮等部西行是奉司马懿的命令行事,则司马懿发布该命令时肯定会有这种思考,无论思考结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因为其拒绝分兵的思路存在,最后都是同样的结果:《汉晋春秋》“西救祁山”的叙述文字存在上下文自相矛盾的弊端,即存在“硬伤”。而司马懿的分析,和张郃“请战不得”那段分析一样,都属于历史当事人的发言记录,其权威性远高于史书作者的叙述文字。
郭淮主动出击的“硬伤”,还和文段之外的“以往战果决定论”矛盾。裴松之以该理论打造了“三怕”体系,严格遵循败军之将不敢再出击的心理判断规则,才能推论“千里请战”肯定是因为被打怕了才被迫演戏。哪怕把郭淮等部看作已经吸取了败在魏延手下的经验教训,经过休整和增兵已变得兵多将广,也不能例外。试想,如果司马懿经过“斩首三千”的教训后,在最后一次北伐变得准备充足、兵力充沛,然后据此推断:就算“俘斩万计”不存在,“千里请战”也可以例外地看作不怕野战,这样的推理诸葛亮支持者当然无法接受,因为除“俘斩万计”外还有其他负面史料(例如“破之必矣”,北原之战诸葛亮“军败欧血”)需要靠畏惧心理判断来进行“去秽”简单处理。当年有持异议者反驳笔者旧文,说郭淮可以用以少胜多的办法拦截诸葛亮大军,道理仿此。虽然,我们都知道在军事实际中休整重振和以少胜多都是合理可行的。至于诸葛亮军事神话所依赖的“以往战果决定论”是否合乎实际,不言自明。笔者旧文关于人数对比的分析,相当程度上其实是在迁就诸葛亮军事神话的基础上展开研究,如果迁就都能证明其不合理,一旦不迁就,诸葛亮军事神话就更加不值一驳。但如果考虑这种就算休整重振、兵数增多而按神话的游戏规仍然不可能出击的因素,笔者旧文关于人数对比的分析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笔者旧文未能把前两个“硬伤”确立原因研究透彻,但在给出解决方案时却下意识地绕开了司马懿拒绝分兵这个难关,其要点为:
(1)        诸葛亮先于郭淮西行就已启程东行,目标是割麦而不是阻击司马懿;
(2)        郭淮西行并非是奉司马懿的命令,而是发现诸葛亮东行奔赴麦田后自己决定出动拦截,这种行动有可能是在按魏明帝“护麦”的指示办事。
笔者今天将这个旧解称作“东行在先解”,而笔者于此再给出一个新解,称作“西行在先解”:
无论郭淮等部数量或质量如何,无论其能否击破或抵挡诸葛亮大军,也不论其西行主要目的是“救祁山”还是“护麦”,只要其西行是奉司马懿之命行事,则司马懿拒绝分兵的那段话都是说于西行部队被击败之后,《汉晋春秋》排错了次序。《宣帝纪》司马懿决定急行军之前其实还发生了郭淮等部被击败的事件,魏史书讳败不写。但因为“晋体系”没有像“裴体系”那样写司马懿命令郭淮西行的事件,所以避免了上下文自相矛盾的“硬伤”的产生。
受旧解启发,“西行在先解”按郭淮是否奉命西行可再细分为“奉命西行解”和“自主西行解”,“自主西行解”按郭淮等部的西行主要目标以及综合战斗力强弱还可进一步细分为“自主救援解”和“自主护麦解”。以此而论,如果是奉命的情况,“晋体系”的魏军对蜀军东行的讨论就分为两个阶段:司马懿命令郭淮等部西行,西行部队遭遇诸葛亮东行部队被击破,败绩传来,司马懿拒绝分兵,是第一阶段;诸葛亮乘胜继续向上邽进发,割麦意图非常明显,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祁山围点打援,魏军“诸将皆惧”,是第二阶段。
为避免行文过于臃肿,情况可以这样综合推演:
诸葛亮在麦子还没成熟的季节围攻祁山,在司马懿忙于集结部队西进的时刻,魏明帝“护麦”的指示已经下达到州刺史的级别。郭淮为避免诸葛亮抢在中军援军赶到之前就奔赴上邽抢割麦子,在麦子即将成熟季节按照皇帝的旨意自作主张地发动了西行,或司马懿为达到这样的目的命令郭淮等部西行。西行目的是抢占险要,构建防线,阻止诸葛亮涉足麦田。在保证完成主要任务的基础上还带有一定的声援祁山、稳定守军军心、振奋守军士气的目的,其实施方式类似于后来陈泰救狄道城的“举烽火,鸣鼓角”,通过用类似的战略抢占地利并分出奇兵出蜀军之后,让蜀军陷入被动,再伺机击破一部,或迫使蜀军来回奔命,被迫在己方预设战场与己方开战。一旦抢占了要地,卡住了蜀军的脖子,还用奇兵出后让蜀军坐卧不安,则诸葛亮自然也就难以东行威胁麦田,顺带完成主要任务。
对此,利在速战的诸葛亮面对看起来像是来救援的西行魏军当然是优先打援,率优势兵力迎击郭淮等部,既要防止其与祁山守军传达烽火鼓角信息,又要防止其抢占险阻和地利,顺带保证自己前往上邽割麦的道路畅通,建立通往麦田的之路的桥头堡,把东行割麦的主动权把握在自己手中。当时季节已是麦熟时节,和诸葛亮刚刚入侵包围祁山的前期相比,此时麦子已经逐渐成为双方考虑的热点。

第三个“硬伤”所研究的是奔赴的意图。关于这一点,笔者当年给出了一个在当时相当新颖的推断:祁山解围。因为两体系史料合参就会发现陷入包围的祁山守将贾栩、魏平竟然可以嘲笑司马懿,并参与“咸请战”,其部队能加入到进攻序列,则无疑祁山之围已解,而《汉晋春秋》所搜集的蜀国观点史料大肆渲染司马懿如何狼狈不堪,但却不提这一点,属于讳败。就算把“畏蜀如虎”嘲笑看作是处于围困中的守军通过小路送出的书信内容,援军和守军能实现协同进攻也明显有别于援军赶到之前的“大军以在近,人情自固”,是魏军取得战果,蜀军丧失优势。
笔者今天认为:旧文把第三个“硬伤”称为“硬伤”是用词不当,这充其量只是一个“软伤”,史书作者叙述文字的不成熟、不全面还达不到上下文自相矛盾的级别,只是在深度军事得失分析以及魏蜀史料合参才会发觉有矛盾之处,但并非像前两个“硬伤”那样是《汉晋春秋》文段内部的问题。单纯看《汉晋春秋》文段,诸葛亮的东行“逆宣王”是在战术上就局限于和司马懿打一杖,杀伤其有生力量,达不到野战目的就打道回府,谈不上采取大战略占据要地阻止东兵上陇。如果说上邽守军能出动抄绝诸葛亮归路,诸葛亮支持者也可以说诸葛亮应对办法就是一发现无法达到速战目的就马上退还,靠退还速度保证守军援军无法形成协同,或退一步付出代价承认诸葛亮抱着侥幸心理冒险东行求野战,但并非文段的上下文自相矛盾,也是言之成理,所以这只是一个“软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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