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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转帖〗(伪)心理分析三国悬案之钟会谋反,邓艾之死(钟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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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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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2-1 12:27: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韦俊 于 2016-2-1 12:30 编辑

〖转帖〗(伪)心理分析三国悬案之钟会谋反,邓艾之死(钟会下)

(时拾史事原创01-31 13:34)

平定诸葛诞之叛后,司马昭踌躇满志,然而高贵乡公曹髦(mao)却不是一个甘心充当傀儡的人。甘露三年(公元258年),曹髦召集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等人发动政变,被司马氏所杀,司马昭以常道乡公曹奂为帝。这次弑君事件让朝中大臣分为两派,司马昭行事也更加谨慎起来——虽然六月曹奂即位后,先以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增十郡,加九锡如初,群从子弟未侯者封亭侯,赐钱千万,帛万匹,司马昭“固让,乃止”;第二年八月,授相国印绶,致茅土九锡,“固辞”;景元四春二月,“天子复命帝如前,又固让”。司马昭的屡次辞让,可以看出朝中局势并不很稳,他需要更多的功勋来支撑自己的帝业。
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昭提出了伐蜀,以为“自定寿春已来,息役六年,治兵缮甲,以拟二虏。略计取吴,作战船,通水道,当用千余万功,此十万人百数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湿,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后,在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之势也”,这其实也是后来西晋的统一路线。然而出乎司马昭意料的是,当时朝中几乎一片反对之声,征西将军邓艾更是坚决反对,“屡陈异议”。邓艾曾与蜀将姜维多次交锋,因此对蜀中军事力量有相当认识,他上疏陈谏,应该是很有道理的。更何况曹魏与蜀汉对峙由来已久,虽然曹魏国力较蜀汉强,但蜀汉凭借天险,又以汉室正统自居,曹魏先后有曹真、曹爽、司马懿出兵讨伐,但始终都未能占到便宜,因此曹魏本身对伐蜀一事,是不太热衷的。然而这一次伐蜀,究司马昭本意,并非真想先吞蜀后并吴,从伐蜀初战告捷时,司马昭立刻接受了相国、晋公、九锡之命,平定蜀国后,受晋王封号,追封司马懿为晋宣王、司马师为晋景王,立法度,建五等爵制均可看出,这次战役,其实是司马昭为自己登基做铺垫。因此无论群臣如何反对,此行势在必得。
在这一片反对声潮中,“惟会亦以为蜀可取”,钟会再一次坚定地站在了司马昭这边,司马昭舍他其谁。史书上记载,对钟会的任命,大臣们更是不认同,西曹属(官职)邵悌认为钟会单身无子,若以重兵与之,恐怕会有后患;钟会的哥哥钟毓也认为自己的弟弟虽有才干,但野心勃勃,若让其伐蜀,将来不可复制等等,这一系列的“钟会必反”言论,仇鹿鸣先生在《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中已有阐述,史料详尽,逻辑严密,主要论证了这几点:第一,司马昭并没有料到钟会后来的反叛,群臣的意见有很多只是对钟会为人的不满,并非对其后来反叛的预知;《晋书,荀勖传》中所记载的“钟会谋反,审问未至,而外人先告之,帝待会素厚,未之信也”,应当才是实情。第二,司马昭伐蜀决心已定的情况下,朝中不敢直接反对,只好质疑坚定支持伐蜀的主帅钟会了。即便在出行前,朝中仍有反对之人——“将军邓敦谓蜀未可讨”,司马昭杀之以为戒。
无论朝中舆论如何,在钟会的支持下,司马昭认为“今遣会伐蜀,必可灭蜀”,于景元三年(公元262年)以其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帅前将军李辅、征蜀护军胡烈等出兵,又命邓艾、雍州刺史诸葛绪为援,大举伐蜀。而对于屡次表示反对的征西将军邓艾,纵然久在关陇,对蜀汉情形十分熟悉,统帅的仅仅是一支偏师,且司马昭“患之,使主簿师纂为艾司马以喻之”,不得不采取派遣主簿出任其司马的方式来加强对他的控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邓艾一开始的坚决反对,为他后来的悲剧埋下了种子。
邓艾是一个不稳定因素,钟会却也渐渐失去了控制。行军途中,牙门将许仪在前开道,钟会紧随其后,因为马蹄陷入泥中而迁怒许仪,命人斩之。许仪是曹魏壮侯许褚的儿子,有功王室,钟会却因为这样一个小小的,非人为的过失将其斩首,“诸军闻之,莫不震竦”。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上来剖析钟会的行为,我们可以推测,他的压力其实非常巨大——这是一次不能输的战役,而他身后的支援者,只有那个只许他成功不许他失败,寄予了他以厚望的司马昭,因此钟会的情绪应该是非常压抑狂躁的,稍微一点小事,就能触发他敏感的神经,许仪之被杀,正是这种体现。
然而天不遂人愿,在钟会这样敏感的情形下,他所要求的邓艾进攻甘松、沓中,诸葛绪占据武街、桥头,以切断姜维退路逼其至汉中的打算,因为诸葛绪晚到了一天,导致姜维退据剑阁,失去了意义。钟会恼恨非常,秘密向朝廷告了诸葛绪一状,认为他畏懦不进,延误军机,朝廷将诸葛绪收捕,槛车徵还。史书上说钟会“欲专军势”,可能性并不大,因为从军事任命上来说,钟会原本就是军务统帅,并不需要刻意去除一个诸葛绪。更有可能的,还是因为钟会的神经十分敏感,唯恐任何一件事,任何一个人导致这场战争的失败;此外,他也无法接受任何一个人越过他,成为这场战役的胜利者——他是司马昭从始自终的支持者,所以最后的胜利,应该,也只能由他得到。所以当邓艾抢先一步,击杀诸葛瞻,进逼成都,刘禅“舆榇自缚,诣军垒门”,率众投降时,钟会内心之不忿,可想而知。而此时的邓艾犹自不觉,不仅妄加安排,更在绵竹将敌人的尸首堆成京观以彰战功,向众人夸耀说,你们幸亏遇上我才有今天,否则早就被杀掉了;而姜维也不过只是一时豪雄,遇上我哪里有不穷途末路的道理呢?对邓艾的夸矜,“有识者笑之”。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十二月,司马昭表彰了钟会、邓艾等人的功勋,“以艾为太尉,增邑二万户,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户”。此时的邓艾更加志得意满,认为曹魏应当趁这次伐蜀的胜利准备平吴一事,并将刘禅留在蜀地,以其为扶风王,“锡其资财,供其左右”,并将董卓从前的宅邸作为他的宫舍。从邓艾的上疏可以看出,他自始至终就没有认识到,这一次伐蜀的意义究竟何在,并且在将居外而手握兵权的情况下,还要求司马昭留下刘禅,让司马昭作何感想?不过,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司马昭最初采取了安抚政策,“使监军卫瓘喻艾:‘事当须报,不宜辄行’”,但这其实已经是委婉的警告了。然而邓艾非但不听,还说出了“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这样大逆不道的话,其政治觉悟之低,实属罕见,得到一个槛车徵还的结局,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邓艾的部下打算将他接回,然而终不可得,最后邓艾被监军卫瓘命人在绵竹西斩杀。

《三国志·钟会传》中所记载的与《三国志·邓艾传》中略有出入,邓艾传中,师纂、胡烈均有表态,以为邓艾有不臣之心。正是这细小的出入,恰恰能说明,将邓艾关押遣返回京师一事,并非是钟会有意陷害邓艾,反而是出自司马昭的授意,甚至后来邓艾在绵竹被杀,若无司马昭的默认授意,卫瓘岂敢如此?邓艾死后,军中无人可制钟会,加上姜维史书有载,他“自谓功名盖世,不可复为人下,加猛将锐率皆在己手,遂谋反”,命姜维率蜀兵出斜谷,自己断后,继而攻打洛阳,意欲取司马昭而代之。大约真是竹马之间的心有灵犀,就在钟会打算反叛的时候,司马昭的文书到了。他在信中写道,我恐怕邓艾不肯屈服,因此遣中护军贾充将步骑万人前来,而我率十万部众屯长安以防范,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写下这封信的时候,司马昭的心情应该是十分愉悦的——蜀汉已破,邓艾已死,而自己就要和许久不见的好友见面了。
无论众人说什么,司马昭一直都表现出了对钟会的信任,甚至后来钟会与邓艾反目,之前就认为钟会不可信的邵悌再次进谏时,司马昭也毫不在意,以为“我要自当以信义待人,但人不当负我,我岂可先人生心哉”!并以贾充为例子,“贾充之前问我是否怀疑钟会,我问他,我现在让你奔赴前方,难道也要怀疑你吗”,还是没有听从他的劝告。然而钟会得到信笺后却是大惊失色,认为司马昭拥兵前来,必然是发现了自己的异变,因此“便当速发,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也”。
此时的钟会,只能用惊惶二字来形容,已经完全乱了阵脚。在司马昭还未抵达时,钟会军中已是流言四起,以为钟会要将各部将投入大坑,全部乱棍打死,因此群起反叛。钟会与姜维听到门外喧嚣,先以为失火了,后来才知道兵士反叛。钟会问姜维怎么办,姜维说应当全部杀掉,因此钟会跟着姜维突围,被众人所杀,时年四十。
对于钟会谋反这一点,我一直心存疑惑,总认为是有什么别的原因促使他谋反。司马兄弟执政期间的几次反叛,夏侯玄、毌丘俭、诸葛诞等人是因为政治立场的缘故而被司马氏诛杀,但钟会是什么理由呢?之前已经论述过,《三国志》《晋书》中对于钟会反叛的理由,大多是史家的后来之言,并非当时的真实情况,这是其一。其二,钟会与司马兄弟自幼一起长大,一直是他们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司马昭对他信任有加;加上蜀汉已破,邓艾也被杀,如若钟会回朝,必然加官进爵,一旦司马昭即位,他在朝中地位自然也不会太低。而反观姜维,对钟会一直都抱有一种敌意。当初钟会致信示好,“公侯以文武之德,怀迈世之略,功济巴、汉,声暢华夏,远近莫不归名。每惟畴昔,尝同大化,吴札、郑乔,能喻斯好”,姜维不但不理会,反而驻扎营帐以防范。后来史书中也并没有姜维对钟会有过任何信任示好的举动。第三,邓艾虽死,但因为他长期在外带兵,因此部将多归其心,他的被杀,很可能会造成边境骚动,时局再度不稳——这也是司马昭所担心的。按《晋书·唐彬传》,“初,邓艾之诛也,文帝以艾久在陇右,素得士心,一旦夷灭,恐边情搔动”,因此派唐彬暗暗督察过陇右情形。而钟会则是促成邓艾被杀的元凶之一,军中将士又怎么会完全服从他的命令?无论从哪一点来说,钟会反叛,都是最愚蠢的选择,他又怎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世认为他唯利是图,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只有认为他是向往着更大的权力,才能解释他为什么选择了孤注一掷,陷自己于不忠不义,最后横死的结局。但根据魏晋交际时驻边将领的下场,我们不妨大胆地猜测:这次伐蜀,钟会本来神经就十分敏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蜀汉被灭后,他所见到的又是立了头功的邓艾被冤杀,再联想到之前的文钦、毌丘俭、诸葛诞等人的下场,他是否会心中恐惧,害怕自己也会像他们那样,为司马昭所猜防,最后得到的并非高官利禄,而是兵败被杀的下场呢?“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也许正是这样一种臆想中的绝望,让钟会做出了这样错误的决定。从《三国志·钟会传》中所记载的,钟会认为“我自淮南以来,画无遗策,四海所共知也。我欲持此安归乎”,自己功高名盛,必然不会有好下场,可见一斑。


不过,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毕竟已经无法得知了。于我而言,千百年后,读他的传记,脑中所浮现的,还是那个谈笑晏晏,无论何事都对答如流的翩翩贵公子,还是那个怀揣着《四本论》在树下遇见嵇康,受到冷遇后从容来去的钟会钟士季,即便白首相知犹按剑,即便倾盖如故,到底没有抵过权势名利,即便所有的种种,掩盖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下,再也看不分明。

(糖小晚:白羊座女子,好读书,好旅行,此生惟愿寄情魏晋,手不释卷,天涯浪迹,浊酒酹棋局。)

(来源:今日头条)
[发帖际遇]:韦俊 拜赵云为师,花费 3 ¥ 友盟币.
无水洣沺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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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2-1 17:22:03 | 显示全部楼层
景元年间,钟会独力支持司马昭的伐蜀计划,从而发动伐蜀之战。
公元263年,他与邓艾分兵攻打蜀汉,导致蜀汉灭亡。此后钟会欲据蜀自立,与蜀汉降将姜维共谋其事,却因部下的反叛而失败,自己也死于部将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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