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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曹孟德的用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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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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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7-23 00:49: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李飞 于 2016-3-21 17:50 编辑

这文字量出一本小书都行了,共分两部分。上半部是回顾曹操的一生,以及他当时在用人政策上的转变;下半部是整理各项用人相关的制度。

上卷
二楼:序章,基本是整理古人对曹操用人的评价,以及我个人对他的概要。
三楼:汉末时世族、豪族的势力(垄断地方仕途)、曹操起兵时靠的宗族与乡人
四楼:士名对出仕的重要性、对颍川籍士人的各种观点及反驳
五楼:曹操如何起用兖州文俗之吏组建班底、张邈和陈宫等之叛的成因,和曹操吸取教训后的调整
六楼:挟天子以令诸候对曹操的得与失,重点是士人
七楼:唯才是举的成因和成效、曹操是否真的不重德之辩、小议后期几个被杀之重臣
八楼:整理曹操在各新占区的仕曹者,对结果进行分析

下卷
九楼:霸府的成因及各时期的发展、这机制如何让代汉更顺利,而为日后霸主所沿用
十、十一楼:曹操沿用及新创的选拔系统,成效与得失
十二楼:曹操设泮宫及魏经学小史、《修学令》不是一纸空文,因有诸地方官的实施
十三、十四楼:曹操在汉魏之际对爵制的变革,以及简列功臣能享受的利益
十五、十六楼:曹操在法制史上留下的印记、君臣犯法时基本执行罚则、礼律并举下的执法、坚持不赦之因、严刑之因
十七楼:曹操自兼司隶校尉、复置司直和创置校事之因
十八楼:曹操对汉末已崩坏的考课制度进行临时措施,以及上计制度的若干推测
十九楼:曹操在日后三省制的形成所占有的地位探讨
二十楼:曹操回应臣子诉求所重建的礼乐,当中还有因应乱世下的权变并成为制度沿用下去
二十一楼:都督制、任质制、士家制的成因与效果
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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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7-23 00:50:2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李飞 于 2017-8-29 00:07 编辑

序章
钱穆先生曾在《中国史学发微.史学导言》第四讲《历史上之人物》中说:“除上述政治、军事、文学三者以外,曹操更能赏识人才,而又求贤若渴。固因曹魏在中原之地,得人最多,但亦因曹操求贤心切,故能招揽到许多人才。任何一方面,只要是一人才,他就想拉来用。这又是曹操得成为一大政治家之主要条件。但经曹操赏识之人,其事跡都分载在各人传上,并不汇集在曹操一人传上。”
本文正是尝试从诸书的零碎片段中,整合出一个关于曹操用人之道的模糊轮廊。先简单引列几个古人对曹操在这方面的评价:

陈寿:“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王沈:“临事又手为节度,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诸葛亮:“(曹)操遂能克(袁)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
司马光:“王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然终无所赦。”
洪迈:“知人善任使,实后世之所难及。荀彧、荀攸、郭嘉皆腹心谋臣,共济大事,无待赞说。其余智效一官,权分一郡,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恐关中诸将为害,則属司隶校尉钟繇以西事,而马腾、韩遂遣子入侍。当天下乱离,诸军乏食,則以棗祗、任峻建立屯田,而军国饶裕,遂芟群雄。欲复盐官之利,則使卫觊镇抚关中,而诸将服。河东未定,以杜畿为太守,而卫固、范先束手禽戮。并州初平,以梁习为刺史,而边境肃清。扬州陷于孙权,独有九江一郡,付之刘馥而恩化大行。冯翊困于鄜盜,付之郑浑而民安寇灭。代郡三单于,恃力骄恣,裴潜单车之郡,而单于詟服。方得汉中,命杜袭督留事,而百姓自乐,出徙于洛、邺者,至八万口。方得马超之兵,闻当发徙,惊骇欲变,命赵俨为护军,而相率还降,致于东方者亦二万口。凡此十者,其为利岂不大哉!张辽走孫权于合肥,郭淮拒蜀军于阳平,徐晃却关羽于樊,皆以少制众,分方面忧。操无敌于建安之时,非幸也。”
王夫之:“曹孟德推心以待智谋之士,而士之长于略者,相踵而兴。孟德智有所穷,则荀彧、郭嘉、荀攸、高柔之徒左右之,以算无遗策。迨于子桓之世,贾诩、辛毗、刘哗、孙资皆坐照千里之外,而持之也定。故以子桓之鄙、睿之汰,抗仲谋、孔明之智勇,而克保其磐固。”
赵翼:“曹操以权术相驭。荀彧、程昱为操画策,人所不知,操一一表明之,绝不攘为己有,此固已足令人心死。刘备为吕布所袭,奔于操,程昱以备有雄才,劝操图之。操曰:‘今收揽英雄时,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也。’……此等先臣后叛之人(徐翕、毛晖、毕谌、魏种),既已生擒,谁肯复贷其命?乃一一弃嫌录用。盖操当初起时,方欲藉众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杨阜所谓‘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及其削平群雄,势位已定,则孔融、许攸、娄圭等,皆以嫌忌杀之;荀彧素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钖而胁之死。甚至杨修素为操所赏拔者,以厚于陈思王而杀之。崔琰素為操所倚信者,亦以疑似之言杀之。然后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济一时之用。所谓以权术相驭也。”

曾经有两个好朋友交换争天下的意见,其中一人云:“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他沒有错,行刘秀据河北制天下的旧路;但另一人则这样回应:“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结果他做到了,故每平一地,也欲招揽或礼遇当地的人才(注1),并统一了中原。荀彧曾评:“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贾诩、郭嘉、杨阜也有类似评价)赏的时候可以让功臣列侯,自己也遵守律令并制定新科下,臣下有违规的话大多依例处刑。“道”虽然不是儒家的道,但其以法术御人,孙权对诸葛瑾也称为:“御将自古少有。”
乱世下,“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曹操以客礼待入朝的南匈奴单于呼厨泉、礼辟义士王修等。其中以邴原一事最有代表性:曹操征乌丸后还住昌国,驻邺官员往迎,曹操叹:“其不来者,独有邴祭酒耳!”话后不久得知其至,曹操大惊喜,揽履而起,远迎并说:“贤者诚难测度!孤谓君将不能来,而远自屈,诚副饥虚之心。”事后曹操问荀彧,邴原能得士大夫倾心之因,荀彧回答:“此一世异人,士之精藻,公宜尽礼以待之。”曹操同意其解。
当领地扩大后,不可能所有人才皆为己所拔时,其所任命之地方首长,自发荐人形成良性循环(注2)。这个人当然就是曹操,而其用人的策略,主要可以分上五个时期:宗族好友相助、兖州州府所辟之吏、迎汉帝后建立的霸府、大批起用河北与荊州之士、从汉丞相府改造成魏王国。
最后引录钱穆先生的评论作小结,他在《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读文选》中评《短歌行》:“次三四章共八句,乃武帝自述思贤若渴,故曰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今诸贤既集,故鼓瑟吹笙以喜乐之也……七章述诸贤良禽择木之意。八章述作者优贤礼士之心。读者试设身处地,若亲入魏武幕府,饮讌之次,听此乐歌,能无知己感激之意,怀恩图报之心乎?”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讌,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是的,荀彧、程昱之策,曹操不但绝不攘为己有,就算议者所举的并不是最佳的答案,但曹操也不会因此而阻忠谏之路,所以还是赏了提出异议者;得知有才之士蒙冤陷狱,远在一方也下令营救(注3);可暂时不念杀子之仇,接受张绣的投降(沒有证据显示曹丕受曹操指使而迫死他;李振还以这典故安抚归降朱温的王师范),及不杀把自己与祖宗臭骂一顿的陈琳。
他在《求言令》曾说过:“夫治世御众,建立辅弼,诫在面从……吾充重任,每惧失中,频年已来,不闻嘉谋,岂吾开延不勤之咎邪?”怎样才能办到?“自今诸掾属、侍中、別驾,常以月朔各进得失,纸书函封,主者朝常给纸函各一。”(见《初学记》卷21)主要属官每个月都要对其所司,写个得失报告出来。
曹操综核名实,要的是真正有才之辈,所以也起用私德有亏或有污名之辈,如郭嘉、杜畿、陈矫等,以及出身寒微者如王象,这批人才早在《求才三令》下达前已起用;加上东、西曹掾的崔琰和毛玠的把关,以及曹操也在《鼓吹令》称:“不乐多署吏”(见《太平御览》卷567),这些都有助提高行政效率。
同时,把人才用于他们的善长之职,而非刚好相反的地方,这就是杨阜在官渡之战前指出曹胜之因:“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尽其力”;或者不断劝告纠正部下的错误,方是一个出色的君主所应做的,劝夏候渊别过份恃勇即是一例(只是他本人不把曹操的劝告放在心中,与刘备劝张飞一样)。
最精采的,恐怕就是曹操在官渡胜后的那场开明秀。领导人当然希望部下对他是百分百的忠诚,在决定中原谁属的大战胜出后,大多数人也会忘然,好像每个下属都应忠于他才对。但曹操很冷静,知道大清算的后果很严重,因打击面太大,完全可以造成迫狗跳墙。且董承事件也刚发生不久,这样或会自造一个更大的反曹联盟,反而对己不利,何况袁绍尚未灭、天下仍未统一(有沒有能力大规模清洗尚是其次),所以干脆一把火,把所有信都烧掉。一来消除他们的不安,二来可令他们死心塌地的忠于曹操,一举两得。
王晓毅先生在《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第一章评曹操:“为了政治稳定,他可以用严刑峻法破豪强之胆,也可强调儒家伦理的教化作用。说到这里,不难看出曹操的思想原则正是黄老学派的‘因循’理论;以冷静的理智态度客观审视利害关系,因势利导,不择手段夺取胜利。用哲学术语表达,就是以无名无形,顺应万物之自然,‘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不以一形之胜万形’(见《孙子兵法.虚实篇》曹操注)。”

徐晃常叹:“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常以功自效,何用私誉为!”这是他庆幸从白波贼帅至遇上明君,但对比起朱灵,徐晃的经历顿时平淡多了。名亚五子、能从祀曹操庙的后将军朱灵,在袁绍势力远比曹操强盛之时,被派遣率三营助曹后,居然与众不同,不回袁绍处,还明言曹操就是他要找的明君。在《三国志.于禁传》中,明言曹操恨他,于禁得令夺其营后也不见有怨言,只有“众皆震服”的记录;许褚闻主公的死讯后竟号泣呕血。
魏徵上疏时曾引用曹操的话:“有德之君乐闻逆耳之言、犯颜之诤,亲忠臣,厚谏士,斥谗慝,远佞人者,诚欲全身保国,远避灭亡者也。”(见《贞观政要》卷五公平第十六)观曹操一生,前期基本做到自己所说的,后期有所倒退如宠信孔桂、因汉魏之争及太子之位,导致几个功臣的死黜,但整体上来说仍是成功的。
因此赵翼的话,应该理解为曹操对比刘备和孙氏,权术是相对运用较多,尤其在晚期上,但如果全是运用权术的话,恐怕也无法解释许褚、朱灵和徐晃三例;其实哪个君主都会用点权术诡诈之道,比方李世民死前贬李绩,就是为了让李治对其迁官,让其感恩:
《新唐书.李绩传》云:“帝疾,谓太子曰:‘尔于绩无恩,今以事出之外任,我死,宜即接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叠州都督。”范祖禹在《唐鉴》卷三评曰:“太宗以李世绩何如人哉!以为愚也,则不可以托孤幼,而寄天下矣;以为贤也,当任而勿疑,何乃忧后嗣之不能怀服,先黜之而后用之邪。是以犬马畜之也,夫欲夺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怀之以恩,此汉祖所以驭黥彭之徒,徂诈之术也!”

朱元璋纵能以一己之力直辖六部,但可不是所有子孙都有其乃祖的精力与能耐,辅助皇帝的行政官员(內阁阁员),遂应运而生,久而久之,就会成为能行之而久的制度。如何有效在乱世取材,甚至能为后代沿用的选人制度,这点其实更重要,日后人材枯竭谁不害怕?
就算当权者很有选人的眼光,但他终有去世的一天,其提拔之才在数十年后死亡时,在位者继续沿用一套已崩溃的选拔制度吗?那这国家恐怕也不会有多大起色,九品官人法就是这时期的产物。选拔了官员却不代表已完事,监察官员有沒有不法行为和考核他们的政绩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两方面曹操是在沿用汉制的基础上,恢复西汉旧制和有所改良、创新。
其实很多沿用数百年的制度,与曹操有关的又何止九品官人法呢?都督制、士家制、三省制(尤其是首创中书省的前身秘书令)、租调制、霸府模式、在邺城改变以往南北两宫的都城格局等。当中除了租调制、把宫城集中单一化与用人较沒关系外,其他都是选拔、行政、军事的范畴,与用人有关。

1.真实人数当然不止下录,这只是每灭一军阀或平一州后的简列,豫州籍人士沒有列出,因为曹操宗族、荀彧所荐、主动来投的占大多数:
太祖临兖州,辟昱。昱将行,其乡人谓曰:“何前后之相背也!”昱笑而不应。《三国志.程昱传》
吕布破,太祖辟群为司空西曹掾属。《三国志.陈群传》
霸等将兵助布,既禽布,霸自匿。太祖募索得霸,见而悅之,使霸招吴敦、尹礼、孙观、观兄康等,皆询太祖。《三国志.臧霸传》
(张)绣从之,率众归太祖。太祖见之,喜,执诩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 《三国志.贾诩传》
琰称疾固辞,由是获罪,幽于囹圄,赖阴夔、陈琳营救得免。太祖破袁氏,领冀州牧,辟琰为别驾从事。《三国志.崔琰传》
太祖征壶关,问长吏德政最者,并州刺史张陟以林对,于是握为冀州主簿。《三国志.崔林传》
太祖平幽州,召为司空军谋掾。《三国志.孙礼传》
荊州平,太祖与荀彧书曰:“不喜得荊州,喜得蒯异度耳。”《三国志.刘表传》注引《傅子》
蒋济为別驾,使见太祖。太祖问曰:“胡通达,长者也,宁有子孙不?”济曰:“有子曰质,规模大略不及于父,至于精良综事过之。”《三国志.胡质传》
军未至而郡城邑(酒泉)已陷,(太守徐)揖死。淯乃收敛揖丧,送还本郡,行服三年乃还。太祖闻之,辟为掾属。《三国志.庞淯传》
太祖定汉中,德随众降。太祖素闻其骁勇,拜立义将军。《三国志.庞德传》
2.后刺史梁习荐州界名士林及杨俊、王凌、王象、荀纬,太祖皆以为县长。《三国志.常林传》
本郡王象,少孤特,为人仆隶,年十七八,见使牧羊而私读书,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质,即赎象著家,聘娶立屋,然后与别。《三国志.杨俊传》
及王粲、陈琳、阮瑀、路粹等亡后,新出之中,惟象才最高。魏有天下,拜象散骑侍郎,迁为常侍,封列侯。受诏撰《皇览》,使象领秘书监。《杨俊传》注引《魏略》
3.时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余丈乃得水。既还,科问前谏者,众莫知其故,人人皆惧。公皆厚赏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幸,虽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上为陛下悼惜良臣,下自毒恨丧失奇佐。昔霍去病蚤死,孝武为之咨嗟;祭遵不究功业,世祖望柩悲恸。仁恩降下,念发五内。今嘉陨命,诚足怜伤。宜追增嘉封,并前千户;褒亡为存,厚往劝来也。《三国志.郭嘉传》
薛夏字宣声,天水人也,博学有才。天水旧有姜、阎、任、赵四姓,常推於郡中,而夏为单家,不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游逸,东诣京师。太祖宿闻其名,甚礼遇之。后四姓又使囚遥引夏,关移颍川,收捕系狱。时太祖已在冀州,闻夏为本郡所质,抚掌曰:“夏无罪也。汉阳儿辈直欲杀之耳!”乃告颍川使理出之,召署军谋掾。《三国志.魏志十三》注引《魏略.薛夏传》
[发帖际遇]:李飞 孔雀台上唱征服,引起众怒。损失 1 ¥ 友盟币.
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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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7-23 00:52:1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李飞 于 2017-6-11 23:20 编辑

谯、沛子弟兵
宗族主要是一群同姓、有血缘关系的人,以及其妻儿、僮仆聚居在一起。内部各家经济独立,也就有贫富之別。富庶的对于贫弱的虽无收养的责任和义务,但为了加强宗族内部的凝聚力、保持宗族间的团结,有财有势的家族也形成一种风气:他们要拿出钱财赡养贫穷的宗人。
因为一人犯罪,很多时候都会被受牵连(夷三族),像吉茂,因为宗人吉本参与建安二十三年的许都之乱,差点被连坐,幸得钟繇查证“服第已绝”(即五服之外),才得免(见《常林传》注引《魏略》)。战乱时如王莽末年和东汉末年,这些拥众自守的豪族,全宗族的人都支持起事者。这情况至南朝才开始改变,王导沒参与王敦之乱是典型例子。
《后汉书.李章传》云:“时赵、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赵纲遂于县界起坞壁,繕甲兵。”东汉初坞壁已出现;刘秀统一后的太平之时,因为汉政府不严禁复仇,故大族大都建立坞堡自卫。《太平御览》卷598引《僮约》云:“汉时官不禁报怨,民家皆作高楼致其上,有急则上楼,击以告邑里令救助也”,就是生动的描写。
另据《四民月令》记载,他们不但基本能生产大多数的日用品,豪强在二、八和九月时练习射技、八九月时修繕兵器弓矢、九月时进行战斗训练。崔寔更在《政论》(见《全后汉文》卷46)直言因为贪饕之吏导致刀铠质量低,故:“边民敢斗健士,皆自作私兵,不肯用官器”,这反映部份豪强有能力自制兵器。
由此可见在东汉末年时,曹丕在《典论.自敍》所述的“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并”,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战时有不少人为了自保,就率宗族投靠当地的豪强:常林投靠故太守陈延(当是陈龟后人),凭坞堡抵抗张杨军六十余天,就是例子。
在宗族关系更趋紧密的同时,较弱的家族对较强的家族依附性也在形成,一如宾客、部曲般。豪强不仅在社会上有势力,经济上是豪富,而且还独占政府的官位,中央大官一般出自豪族强宗;“二汉郡县掾史并出豪家”(见《宋书.恩倖传序》),而且慢慢的形成了一些世代为官的家族(世二千石)。公孙瓒对其辖境內的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穷苦之地,原因是他认为那些豪族子弟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不会对起用他们的长官感恩。
像单家张既,哪怕有才华、仪容和家富,要挤进官府也是相当困难。初只能为郡小吏,要刻意讨好大吏始能当右职;冯翔东西分郡时,单家严干和李义到沒有豪强的东部始能任右职。这两例说明大族对郡大吏的世袭性。

初为太守铫期功曹,有高能称。期常从光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后汉书.冯勤传》
后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为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后汉书.党锢传序》
太守张超请洪为功曹……邈谓超曰:“闻弟为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己出,动任臧洪。《三国志.臧洪传》
迁琅邪太守。齐舒缓养名,博新视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问其故,对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辄遣吏存问致意,乃敢起就职。”博奋髯抵几曰:“观齐儿欲以此为俗邪!”乃召见诸曹史书佐及县大吏,选视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罢诸病吏,白巾走出府门。郡中大惊。《汉书.朱博传》

这些是东汉初至东汉末,太守委政于功曹,甚至成实际太守之例。功曹的主职之一是“主选署功劳”(见《续汉书.百官志五》),若是正直如乐恢者,达至“选举不阿”,当然沒问题;“府功曹受赂,白除禁调守尉”(见《朱博传》),这样的情况恐怕才是时有发生:外来守相自辟几个重要职位,但对本地人不太认识,大部份小吏只能靠功曹这个本地人。
拜,即君主任命官吏的用词,通过刘平、周防等例,可证郡丞是由中央任命;功曹则不同,是由太守自行任用,范滂、庞统等例可证。郡守辟用本郡人(三辅除外)为吏,可详见安作璋先生和熊铁基先生合著的《秦汉官制史稿》第二编第二章第二节的辟除权(需要补充的是边郡也有用他郡人为吏的情况,玄菟和乐浪二郡曾取吏于辽东郡,见《汉书.地理志下》。尹湾简牍显示侯家丞和文学沒有籍贯限制)。郡守因三互法的关系,在地方本来就缺乏基础;新任太守又基本沿用旧太守的班底(朱博换旧吏是非常态,故郡中大惊),属吏又基本是地方豪族,结果真如叶适所说:“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见《水心先生文集》卷三)几个地方豪族世袭支配地方(注3),才是常态。
黎明钊先生在《辐辏与秩序───汉帝国地方社会研究》第四章,应用了尹湾简牍所记地方长吏的籍贯,统计得出他们的原籍,极大比例是来自东海邻近的州郡。其结论为:“他们以其豪族大姓的社会条件进入汉帝国的郡县掾吏构架,又逐渐垄断选举途径从而扩张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地方豪族大姓,实际上支配地方政府。”
刘志在建和元年诏州郡不得迫胁驱逐长吏;《竹邑侯相张寿碑》(建宁元年五月)记载张寿整顿吏治时拿功曹周怜开刀,但反被督邮(可能是同族的)周纮弄至“捐禄而归”(见《金石萃编》卷十二,《隶释》卷七的版本则是“捐禄收名”),这反映出当时地方豪强之横,导致不得不发诏警示地方。
当他们儒士化甚至有家传之学时,累世公卿而形成世族,势力之大在汉末时,尤以四世三公的弘农杨氏和汝南袁氏为代表。袁氏不但拥有人力和财力,仕官的途径也较常人方便,更重要的是通过辟召等方法,让袁氏拥有庞大的门生(注4)、故吏,这个类君臣的关系,不但是人脉上的优势,比方他们宁可知法犯法也要替故主殓葬,王修和向雄是典型例子。更有甚者,袁逢辟荀爽他虽不应征,但荀爽还是视其为举将,故在袁逢死后服丧三年。冀州牧韩馥固是懦弱之辈,但袁绍能以诈夺冀州,门生、故吏在道德上有劣势这因素也不可忽视;周毖等名士也以此为由,劝董卓拜袁绍为太守,免得山东非其所有。
而且去职后也有收益,左雄曾上奏“送迎烦费,损政伤民”;杨震父子不收故吏的金十斤、钱百万成美谈,反映出以财物送故才是东汉中后期的常见现象。
《三国志.满宠传》云:“而汝南绍之本郡,门生宾客布在诸县,拥兵拒守。太祖忧之,以宠为汝南太守。宠募其服从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余壁,诱其未降渠帅,于坐上杀十馀人,一时皆平。得户二万,兵二千人,令就田业。”
这事发生在官渡之战时,袁绍发动其门生宾客骚扰曹操后方,人数至少有两万戶、数千兵、二十余壁,最重要的事,这仅仅是袁绍家乡的潜力,而不是全国。怪不得党锢之祸时,打击党人是连同其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一同连坐,因为他们之间实在有千絲万缕的关系。
次一等的地方豪强,正如汉魏之际的时人仲长统所讲:“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
时人应劭已在《风俗通义.愆礼》评论地方选举权的弊病“顾私恩”时曰:“《春秋》:大夫出使,闻父母之丧,徐行而不返;君追还之,礼也。(吴)匤虽为(黄)琼所授举,由郡县功曹、州治中、兵曹位朝廷尚书也,凡所按选,岂得复为君臣者耶!今匡与琼其是矣。剖符守境,劝民耕桑,肆省冤疑,和解仇怨,国之大事,所当勤恤。而顾私恩,傲恨自遂,若宫车宴驾,何以过茲?”
黎明钊先生在同书第九章,引用了《二年律令》、江陵张家山汉简《奏谳书》、刘邦为亭长的经历、《史记.酷吏列传》等,力图证明:“作奸犯科的大族和大姓,文献或许以盗贼名之……以管理治安的亭长为线索,探讨一些出身自大姓,成为地方掾吏,知法犯法,以权谋私,作恶于郡县的歹人。”这章对了解甚少出现于史籍,又或者仅出现于地方志如《华阳国志》的地方豪族,很有参考价值。

曹氏虽不能与袁氏相提并论,不过也算是地方豪族:曹操之父曹嵩能花一亿巨资买太尉;曹褒官至颍川太守;褒子炽(曹仁之父)官至侍中、長水校尉,陈侯;曹騰侄儿鼎官至尚书令;曹休的祖父官至吴郡太守。可见曹氏在朝廷和地方的势力。曹氏的经济实力更雄厚,曹嵩不用多说;曹纯僮仆人客以百数;曹洪仅家兵都有千余多。
《水经注.阴沟水》就记录曹氏墓群之盛;安徽省文物局介绍曹氏家族墓群,因出土石刻得知更多成员:永昌太守曹鸾、曹操之女曹宪、豫州刺史曹水等。曹操祖父曹腾还为儿孙留下一点人脉,受其恩惠的张奂、种暠等人(注5)便是。
至于夏侯氏,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一文中,只讽刺曹嵩是“乞丐携养”、曹操为“赘阉遗丑”,沒提及过曹操是否出自夏侯;贬曹的《曹瞒传》和郭颂《世语》倒记曹嵩为夏侯氏之子;陈寿和司马光都不敢下定论。只能确定的是曹操对诸夏侯视作本家,再加上历次姻亲,陈寿把诸夏侯和诸曹同放在《魏志》卷九中。
夏侯渊、曹仁等日后确实成为曹操军中的骨干:曹洪在烧乌巢和攻邺时留守曹操本营、曹仁“镇荊州”、夏侯渊“守汉中”、夏侯惇“都督二十六军,留居巢”;曾统领虎豹骑和当中领军的曹休与曹真。
不过最讽刺的是,当曹操变成通缉犯逃回陈留时,尽散家财招兵买马,并与工匠一起打造兵器干这些“小事”(见《太平御览》卷346引《军策令》),才得以合兵五千之际,他的亲父曹嵩却不肯相随,且逃往徐州避难(见《后汉书.曹腾传》),连曹真之父邵在募众时被杀还不如。这更显出他们的誓死相随。
曹操一生经历太多的反叛:陈宫等人在兖州差点终止曹操霸业、收留为吕布所逐,其后又夺徐州独立的刘备、《后出师表》记“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的王子服(古书竖写,“王子”与“李”容易造成误记)、前后五反的昌豨等;四百年大汉再加上独尊儒术,汉朝成为众多仕子的情结,连曹植闻魏代汉便发服悲哭(见《三国志.苏则传》);汉魏之际曹操需要绝对的忠诚,尤其是枪杆子出政权下,军权掌握在自家人手中,这点不难理解。毕竟曹操死后,已经出现零星的军队骚动、边民不是亡逸山中就是逃至外族、叛服无常的凉州地方势力乘机叛乱(注6)。“可易诸城守,用谯、沛人(曹操同乡)”这等疯言(见《三国志.徐宣传》),也不能说完全是事出无因。
在有了八王之乱的前车之鉴后,刘宋、萧齐、萧梁和北魏仍然实行皇子和宗室入辅出镇,南北朝不会沒有有识之士吧?这是否能理解成这制度在这一特定时期,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呢?何况曹仁、夏侯渊等的军事才能与外姓相比,最多是伯佐之间,故曹操这政策似也不易苛责。凡事总有得有失,诸曹、夏侯日后也沒有发生如糜芳、步阐般举要城投降之例(夏侯霸明显不算,不但是只身,还只是怕被司马氏迫害)。夏侯惇在居巢督的二十六军,也是发生在孙权遣徐详、两家和解后的事,而且曹仁、臧霸很快就各自返回自己的防区,这个只是为时短暂且战争机会不大的临时安排。
不计算曹操诸子孙,诸曹、夏侯提供的文臣也为数不少:曹肇、夏侯惠、夏侯和、夏侯荣、夏侯玄、夏侯湛等,这就是所谓的谯沛集团的骨干。

时至今天,同乡会仍然存在,证明这层人脉关系在中国依旧适用。东汉时人们已从“乡里”的认同,提升至“州闾”的层面(注7),故吕布称张杨为“州里”;王允以吕布为州里壮健,厚接纳、韩遂向追击的樊稠求情时便以州里为由,获其同意,更是最好的注译。
刘增贵先生在《汉魏士人同乡关系考论》一文中认为,乡里士大夫的活动笵围非乡里所能限,故乡里可指县之人,更常见指同郡人。东汉时期,州的地位日渐重要,士人结合亦以州为单位,“州里”之称也渐与“乡里”并驾齐驱。
这就是《徐宣传》中的“或曰”之成因。魏晋之际时,通过曹睿、曹爽和司马骏的行动便可得知,帝乡身份还是有点用(注8)。曹操就曾让乐进回本郡募兵,并由他指挥其同乡。那么,曹操有沒有意识的重用自己的同乡呢?有,而且文武皆有例子,当中还有故知:
中领军史涣(见《三国志.夏侯惇传》注引《魏书》)、中坚将军许褚及其兄许定、有勇力的文稷、只身造合肥的刘馥、伐刘备失败的司空长史刘岱、曹操好友丁冲,及其两个儿子丁仪与丁廙、历任军民多职的武周(注9)、曹丕四友之一的朱铄(籍贯见陶潜的《集圣贤群辅录下》)。
黄旨彥女士在《公主政治───魏晋南北朝政治史的性別考察》第五章第二节在曹丕劝其父放弃有眼疾的丁仪,改选夏侯楙为婿时就评论:“与曹操同是沛郡一地之士,虽然曹操及曹丕均未明言,但曹操在为爱女择婿时,家族私交及地缘关系仍然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以婚姻形式,让功臣、才士与其政权形成更紧密的关系,历朝皆是,只是曹操还考虑了私交与地域。安阳公主与同州的荀彧之子荀恽之姻,也是例证。
对于他们的犯错或受牵连时,曹操确实是较优待,当然,丁斐和文钦也用功绩及忠诚来报答:
文钦因魏讽案坐连当诛,曹操以其父文稷之故而赦免,后文钦与毌丘俭一起兴兵讨掌权的司马氏;丁斐好小利,曹操只眼开只眼闭,谓:“盗虽有小损,而完我囊贮。”(见《三国志.曹真附子爽传》注引《魏略》)在渭水时,丁斐机智的放牛,让马超军抢,好让殿后的曹操成功渡河,似印证了曹操的评价。
从轻发落又不等同完全默许:许令满宠收治数犯法的曹洪宾客,曹洪求情不果后只好找曹操,满宠知道曹操召见的目的,故先杀掉罪犯,换来的反是曹操赞曰:“当事不当尔邪?”曹操听闻邺城有人不奉科禁,乃提拔严吏杨沛当邺令,面试后更是称赞、赏赐他。结果尚未上任,军中豪右曹洪、刘勋等畏其名,遣人通知家人要收敛(见《三国志.贾逵传》注引《魏略》),大概是满宠这前车之鉴吧。
天下尚未统一,曹洪又是宗室,当然不可能真正严惩。与曹洪有旧恨的曹丕继位,欲借其舍客犯法判死刑,卞太后为救曹洪,不惜对郭后说:“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敕帝废后矣。”以此迫郭后尽力救曹洪,就是明证;刘勋可不同了,虽与曹操有旧,但“数犯法,又诽谤”的他,终被曹操所诛(见《三国志.司马芝传》注引《魏略》)。

《三国志.许褚传》云:“文帝践阼,进封万岁亭侯,迁武卫将军,都督中军宿卫禁兵,甚亲近焉。初,褚所将为虎士者从征伐,太祖以为皆壮士也,同日拜为将,其后以功为将军封侯者数十人,都尉、校尉百余人,皆剑客也。”《通典.职官十》云:“曹公为丞相,有武卫营。及魏文帝,乃置武卫将军,以主禁旅。”
这条史料透露了若干信息:一、曹操迎刘协都许后,主动投靠曹操的许褚,及相随的族人、游侠,有功为将军、列侯,都尉、校尉这些中下级将吏(恐怕就是文稷的骑将之流),为数也不少。二、曹操父子确实视同乡为心腹,武卫营应该就是武卫中郎将许褚所统。曹丕时迁为武卫将军,其职责就是都督中军宿卫禁兵;再联系至史涣,“见亲信”的他,其职责就是监诸将。后官至中领军的他,更与韩浩“皆掌禁兵”。三、迁官与封爵,就是酬谢他们为曹操效力的报答,一如刘秀对其南阳同乡。将军数目之多显示将军号的散阶化,有建立军阶的必要。四、将兵者,同乡胜任者不少,可是对比下胜任文书、掌民政者实在过少,除去那些诸夏侯、曹的二代外,胜任者仅有刘馥与武周。
据《世说名人谱》所载,出自谯国龙亢的桓温,桓荣是其十世祖。桓典则是其五世祖:他随刘协西迁长安,又东逃回洛阳,沿途经历了很多苦难,绝对是汉忠臣。曹操迁其为九卿的光禄勋,应该是有意拉拢,但其附传也沒留下甚么值得一记之事,直至建安六年卒,大概是他不与曹操合作之故吧。日后曹爽掌权时,因“乡里老宿”而特敬其谋臣桓范:建安末已入丞相府,历任青徐都督、大司农的桓范,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桓温的先世和桓温北伐问题》就推测,桓范是其六世祖,因为被曹爽族诛,桓温曾祖(七世祖)桓楷出仕时,根本不能提及其祖,故《世说名人谱》也不能明言桓范是其六世祖。

于涛先生在《三国前传───汉末群雄天子梦.新朝廷》第三节就生动的形容:“这里面有几人能帮助他治国安邦?很少。在技术性很强的政界,他们几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即使他们沒有才能,曹操还是要用他们,因为他们忠诚……在被曹操视为生命支拄的军队中,谯沛人永远都处于主导地位。并且,曹操为了弥补像夏侯渊这样的老将不足,还著意培养亲族新生代的年轻将领,像曹休、曹真、夏侯尚等。”
不过话分两头,尹湾汉墓出土的《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中,有二人“以为军吏十岁补”为由升迁,这就是《汉书.司马迁传》中的“累日积劳”。只要保证出勤,曹操还是会沿用这汉制,以升职回报久从者,不然忠诚何用?
经历了荥阳之败、兖州叛变、官渡逆转而留下来的,忠诚不用怀疑。但沒有张良、沒有萧何,就算曹操能当韩信,也不可能争霸天下,有江东子弟兵的项羽是例子。犹幸在初平二年,曹操遇上了他的子房───荀彧荀文若,这才解决了这困境,恰如刘备得诸葛亮。
萧子显在《南齐书》卷38就借用了两汉与曹魏的旧事,来类比南齐皇室诸萧氏:“魏氏基于用武,夏侯诸曹,并以戚族而为将相。夫股肱为义,既有常然,肺腑之重,兼存宗寄。丰沛之间,贵人满市,功臣所出,多在南阳。夫贞干所以成务,非虚言也。”可见从西汉至南齐,情况都差別不大。

4.顾炎武在《日知录》卷24云:“《后汉书.贾逵传》:‘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是弟子与门生为二。欧阳公《孔宙碑阴题名跋》曰:‘汉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数百人,其亲受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为门生。’今宙碑残缺,其姓名邑里仅可见者才六十二人,其称弟子者十人,门生者四十三人,故吏者八人,故民者一人。愚谓汉人以受学者为弟子,其依附名势者为门生。”
起初他们只有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但在政府眼中可是和父亲、兄弟一样的同党关系;两晋时,门生已是与奴客并列,可见地位急剧下降至依附民的地步:
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后汉书.灵帝纪》
遂将奴客、门生千余人入广州。《晋书.王机传》
5.好进达贤能,终无所毁伤。其所称荐,若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谿典等,皆致位公卿……蜀郡太守因计吏修敬于腾,益州刺史种暠于函谷关搜得其笺,上太守,并奏腾内臣外交……(帝)乃寝暠奏。腾不以介意,常称叹暠,以为暠得事上之节。暠后为司徒,语人曰:“今日为公,乃曹常侍恩也。”腾之行事,皆此类也。《三国志.武帝纪》注引《续汉书》
6.时太子在邺,鄢陵侯未到,士民颇苦劳役,又有疾疠,於是军中骚动。群寮恐天下有变,欲不发丧。逵建议为不可秘,乃发哀,令内外皆入临,临讫,各安叙不得动。而青州军擅击鼓相引去。《贾逵传》注引《魏略》
及魏武薨于洛阳,朝野危惧。《晋书.宣帝纪》
文帝践阼……是时,边民流散山泽,又亡叛在鲜卑中者,处有千数。《三国志.牵招传》
武威颜俊、张掖和鸾、酒泉黄华、西平麴演等并举郡反,自号将军,更相攻击……文帝即王位,初置凉州,以安定太守邹岐为刺史。张掖张进执郡守举兵拒岐,黄华、麴演各逐故太守,举兵以应之。《三国志.张既传》
7.淑闻之,改过自厉,终成善士。乡里有忧患者,淑辄倾身营救,为州闾所称。《后汉书.郭太传》
8.臣年五十,常恐至死无以报国,是以投躯没命,冒昧以闻,惟陛下裁察。”书通,上顾左右曰:“张茂恃乡里故也。”以事付散骑而已。茂字彦林,沛人。《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略》
王凌奏钦贪残,不宜抚边,求免官治罪,由是征钦还。曹爽以钦乡里,厚养待之,不治钦事。复遣还庐江,加冠军将军,贵宠逾前。《三国志.毌丘俭传》注引《魏书》
河内怀人也……铄自微贱登纲纪,时僚大姓犹不与铄同坐……铄将应命,行达许昌,会台已密遣轻军袭苞。于时汝阴王镇许,铄过谒之。王先识铄,以乡里之情私告铄曰:“无与祸。”铄即出,即驰诣寿春,为苞画计,苞赖而获免。《晋书.石苞传附孙铄传》
9.父冲,宿与太祖亲善,时随乘舆。见国家未定,乃与太祖书曰:“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时矣。”是时张杨適还河内,太祖得其书,乃引军迎天子东诣许,以冲为司隶校尉。《三国志.陈思王植传》注引《魏略》
封卫将军董承、辅国将军伏完、侍中丁冲……为列侯。赏有功也。《后汉纪》卷29
昔吾同县有丁幼阳者,其人衣冠良,又学问材器,吾爱之。《太平御览》卷739引《魏武帝令》
(方诗铭先生在《三国人物散论.三国志为甚么不写丁冲》推测就是同一人)
武周为下邳令,霸敬异周,身诣令舍。部从事总詷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益以善周。《臧霸传》
将军张辽与其护军武周有隙。《胡质传》
周字伯南,沛国竹邑人。位至光禄大夫。《胡质传》注引虞预《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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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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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7-23 00:52:4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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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颍多奇士
被贼所围的北海相孔融遣太史慈求援,刘备首先惊异的是,连全国名人的孔融,也知道有我刘备的存在,“孔北海知世间有刘备邪! ”原来我是薄有名气。这折射出汉末的一个事实:以名取人。
阎步克先生在《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第四章就总结了:“如果士人因‘高行奇知’而‘名声显闻’(见《论衡.答侫》),长官便有了察举辟召的义务。士人依一己名声大小,待价而沽,择高而就;长官亦依自身之威能大小做谨慎选择……士人也著意培养这种名望……吴质未得‘士名’,出官后仍居心怏怏───在时人看来,未得‘士名’纵令为官,也是不光彩的。”
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及其他.读人物志》也回顾:“溯自汉代取士人別为地方察举,公府征辟。人物品鉴遂极重要。有名者入青云,无闻者委沟渠,朝廷以名为治(顾亭林语),士风亦竟以名行相高。声名出于乡里之臧否,故民间清议乃隐操士人进退之权。于是月旦人物,流为俗尚;讲目成名(《人物志》语),具有定格,乃成社会中不成文之法度。”
刘肇在永元五年三月下诏称:“选举良才,为政之本。科别行能,必由乡曲。”就是连皇帝也对此情况(乡里之臧否)的承认;日后位高官的单家吴质,也得不到“士名”,其实就是反映出“士名”大多数为地方大族所垄断之事实。
为得士名自然要让他人了解自己,遂促成交游谈论、清议品题的风气,更极端是公府累次征辟不至,但名声反更高的歪风,这也预示了察举制的变质。

袁绍的“爱士养名”,就是顺势而为;曹操向桥玄、许劭求名,也是相同的道理,哪怕以他的出身和学识,以孝廉、明经、明法等科入仕,问题不大。其中,《三国志.武帝纪》云:“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命世”二字,出自《汉书.楚元王传》中的“圣人不出,其间必有命世者焉”一句;“世名知人”、“长于人物”的太尉桥玄在“曹操微时,人莫知者”时对其有如此极高的评价,让曹操有极大的号召力或知名度(“声名益重 ”)。陈宫(见《三国志.武帝纪》注引《世语》)、程昱、赵俨、陈珪(见《三国志.吕布传》)都曾用“命世”来形容曹操,可见绝对不是偶然,其中赵俨说这话时更是与曹操素未谋面,可知桥玄的话影响力有多大。“(荀)彧闻操有雄略”,大概是源自于此。
早在西汉时已禁止沒有特別凭证而夜行者,可见例子有李广、大司空士(见《汉书.王莽传中》),东汉时仍然如此,“钟鸣漏尽,洛阳城中不得有行者”(见《文选》卷28《放歌行》引崔元始《政论》载永宁诏);出自阉宦的他,因孝廉出身(《唐六典》卷三十注曰:“后汉洛阳置四尉,皆孝廉作”),故能出任洛阳北部尉。一上任居然拿大宦官蹇硕的叔叔开刀,棒杀犯禁的他,自此“京师敛跡,莫敢犯者”,此事为贬曹的《曹瞒传》所记录。王隐《晋书》则云:“魏武帝为北部尉,贼不犯界。”萧惠开吹建康令萧道成时,虽云过曹操,但至少说明洛阳北部尉时的他“人服其英”。(见《南史.齐高帝纪》)
曹操又上书朝廷,谋求为窦武、陈蕃这些党人翻案,一如其同族永昌太守曹鸾般上谏,分別只在于曹鸾被杀(见《灵帝纪》),而曹操沒事。当时还沒爆发黄巾之乱,曹操所求的名,不是为日后当军阀时能招揽人才的名,只是希望能尽早融入儒家士人的一圈,或者向清流派显示出,他与他们般有很多共识。据《世说新语.方正》“南阳宗世林”条记载:“(宗世林)甚薄其(曹操)为人,不与之交”;注引《楚国先贤传》补充:“宗承字世林……魏武弱冠,屡造其门,值宾客猥积,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交,承拒而不纳。帝后为司空,辅汉朝,乃谓承曰:‘卿昔不顾吾,今可为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犹存。‘帝不说,以其名贤,犹礼敬之。”这例可见一斑。
不过,党人何颙见曹后曾叹:“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党人领袖李膺之子李瓒,死前对其子李宣等曰:“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张孟卓与我善,袁本初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两人之言尽管有点神化,但至少代表曹操开始被部份党人视为同类,这为日后士族投曹奠定基础。
《后汉纪》卷24云:“皇甫嵩、朱俊连战失利,遣骑都尉曹操将兵助嵩等。”《后汉书.皇甫嵩传》云:“会帝遣骑都尉曹操将兵适至,五月,嵩、操与朱俊合兵更战,大破之,斩首数万级。”曹操于长社从讨颍川黄巾之功,连主帅本传也承认,饱受战乱的当地百姓不会忘记三人之名吧;另一方面,曹操此时也不会料到,日后还要靠当地人才,此战功算是吸引当地人来投的政治资本。
战后被封为同是二千石的济南相,任內奏免贪官污吏,达至“一郡清平”、禁淫祀(注10),故张作耀先生在《曹操评传》第一章评:“要触动权贵和世族,要触动因此而得到好处的一大批贪官污吏和乡绅,还涉及到变易民风民俗的问题。”曹操迎刘协后,一直继续打击淫祀。
可见其名声,大多是因自身的努力而获得。故当曹操拒绝董卓的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并首倡义兵之时,在陈留便得到卫茲的认同,一同合兵并在荥阳一役战死。在河南中牟,任峻连同其宗族、宾客与家兵数百人,举地归曹。
曹操妻以从妹,这亲信正是日后推行屯田,达至“军国之饶,起于(颍川)棗祗而成于峻”的任峻。“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馀,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了解这背景后,可知仕峻可称为股肱重臣。

讨董的关东联军,向西追击者只有曹操和孙坚(司马光否定司马彪对袁绍的记录)。董卓军曾出关东,掠颍川、陈留而还,乡人多被杀。曾为避难而举族迁至冀州的荀彧,尽管被袁绍待以上宾之礼,但料其成不了大事,沒有如其弟荀谌留下来为袁绍所用,大概是看出袁绍的以下弊端吧(有意思的是先至袁绍,后投曹操的郭嘉也有相似之论):
“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众,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此德胜也。”
日后荀彧向曹操分析的四胜四败论,曹操在用人方面,大概有以上三个优点;与鲍信一样,弃“豪杰多向之”的袁绍,改投较弱者曹操,其能力、作风、志向等因素,大概都是荀彧所考虑的。“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周瑜劝鲁肃时引用马援的这句,只会被不断反复验证。
颍川颍阴的荀氏家族,荀淑有八子,人称八龙,其里因而改称高阳里。汉末时还出了司空荀爽、中军师荀攸、思想家荀悅这些杰出人才,算是一个儒学世族。据毛汉光先生在《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三篇的统计,荀家是有三百年以上之人物的三十家中之一,汉唐时期属于第三档次的重要士族。
韩氏,“世为乡里著姓”(见《后汉书.韩棱传》),汉末时有颍川四长(见《后汉书.循吏传序》李贤注),大鸿胪韩融便是韩韶之子。董卓遣其与关东军讲和,袁绍拒绝但也不杀他,回乡后率宗亲千余家,避乱密西山中(见《后汉书.荀彧传》)。有此可见其影响力之大,也是荀氏的参照物。
荀彧娶中常侍唐衡之女,范晔和裴松之认为其父畏于其势才被迫接受,因荀彧早有才名才免于被讥。这缘故也许让曹操更易亲近荀彧,加上州里的关系,曹腾又是宦官中少有的贤者,详谈后大悅,比喻为“吾之子房也”,并以其为奋武司马(《续汉书.百官志一》记将军的重要属官有长史与司马,千石的司马主兵),其前任正正是“诸将莫得比”的夏侯惇,重要性可见一斑。

古时信息传达的速度,可远远比不上今天互联网、手机的速度,认识同郡大多数名士,恐怕已算极限。其他地方的,恐怕只能认识全国性的超级知名人士,但他们都是各路群雄争取的对象,甚至有法正劝刘备厚待“获虚誉而无其实者”的许靖一事。当时荀彧能推荐,而又能为曹操所用的,恐怕也是其生活圈中的同乡,日后曹睿也接受吏部郎许允的这个解释(注11)。
“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钟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取士不以一揆,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算是总结了荀彧所举之才,他们的籍贯比例、个人优劣;
“太祖以彧为知人,诸所进达皆称职,唯严象为扬州,韦康为凉州,后败亡。”这两个号称的败笔,其实也情有可愿:
严象“有胆智”(见《三国志.荀彧传》注引《三辅决录注》)、“兼有文武”(见《三国志.王粲传》注引《典略》)有如何?这扬州刺史根本沒多少兵,被孙策所攻杀也不能怪他;韦康面对马超军,死守孤城冀城超过半年,还沒有援兵下,韦康不想百姓再受苦始降(见《三国志.杨阜传》注引《列女传》)。要算的话,曹操走前不留下教条,让夏侯渊有发兵救援的应变之权,或者妙才沒有先斩后奏,二人的责任更大。故曹操表封荀彧为万岁亭侯时,赞其:“君之相为举人……亦以多矣。”
再看颍川籍人士所占的官职:汉尚书令(荀彧)、霸府军师(荀攸及钟繇)、魏国相国(钟繇)、魏国尚书令(荀攸)、丞相长史(辛毗及杜袭)、丞相主簿(赵俨、繁钦)、司空西曹掾(陈群)、霸府军师祭酒(郭嘉及杜袭)、司隶校尉(钟繇)、守邺,都督河北事(荀衍)、留督汉中军事(杜袭)、护军(赵俨)
上述基本是中央要职、地方官、军事要员的名单,加上汝南的孟建、应玚、和洽,所谓的汝、颍集团之说大概建基于此(柳春新先生在《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上篇第二章,则从籍贯人数修订为颍川集团)。对比豫州梁、陈、鲁三国的仕曹者:袁涣、袁霸、孔融、何夔和梁习,人数确实远逊。师承于陈寅恪先生的万绳楠先生,沿用其师的派系之说,在《曹魏政治派別的分野及其升降》一文中,认为曹操重用汝、颍人士的同时,对其他地域的人持不信任的态度。但事实上呢?仅以霸府府属籍贯为例,颍川和曹操家乡沛国所在的豫州,在司空府时期对兖州沒有压倒性的优势,在丞相府时期也只是和兖州、司隶并列第一集团(详见《首创霸府模式》一章)。
当然,曹魏在文帝和明帝一朝,豫州籍人士还是最多(包含姻亲的武将诸夏侯、曹),但颍川籍人士受重用,当与颍川是全国顶尖文化地区有关(卢云先生在《汉晋文化地理》第一章第二节中有详述),主要是靠他们的真才实干。侧证为东汉与西晋时的情况:东汉和西晋的士人籍贯统计中,《后汉书》人数统计仅排在帝乡南阳、右扶风和汝南郡之下(见续表六);《晋书》的仅排在帝乡河內和琅琊之下(见续表十三),故西晋时人贲嵩亦叹:“汝、颍固多奇士。”(见《晋书.周顗传》)解结也说:“豫州人士常半天下,此言非虚。” (见《晋书.陈頵传》)
黄巾之乱前的党锢之祸,据金发根先生在《东汉党锢人物的分析》统计,各郡被禁的士大夫,人数均在六人或以下,除了四郡:山阳郡28人、颍川郡21人、汝南郡17人、陈留郡15人。当然,这个统计不能完全等同各地文人的数量,在朝的不一定反宦官,更有申屠蟠、袁闳等预见党锢将至,故积极迴避保命;汉魏之际,先有韩馥招揽同乡如荀彧,后有袁绍步其后尘(见《三国志.和洽传》),比方同乡应劭;
但袁绍阵营中还有颍川的郭图、荀谌、辛评、辛毗、淳于琼,刘备也有袁綝(见《华阳国志.刘后主志》),孙权也有冯熙(见《三国志.吴主传》注引《吴书》),就已说明颍川士子在当时中国,确实属于顶尖之列。
或者换另一个角度分析,经历过官渡之战的考虑,有才华有忠诚的,曹操继续信任他们并一直委以重任,这不是很难理解的吧?曹丕更在黄初二年复颍川郡一年田租,其诏曰:“颍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远近顾望,而此郡守义,丁壮荷戈,老弱负粮。昔汉祖以秦中为国本,光武恃河内为王基,今朕复於此登坛受禅,天以此郡翼成大魏。”把这屯田重镇和人才输出地比喻为奠基石。

新朝末年刘秀起兵,不但有同族,其母族樊氏、妻族阴氏、舅族邓氏皆响应。当然,各族族內并不是完全的思想一致(详见范书《樊宏传》、《阴识传》、《邓晨传》),但这还算是靠姻亲维系各族,形成紧密的利益集团的例子。
荀、钟、陈家为颍川东汉以来的名门望族,不但齐名,还他们世代交往(注12)。或姻亲(陈群娶荀彧女)、或师从(荀爽以陈寔为师,见《三国志.管宁传附王烈传》注引《先贤行状》)、或互举(钟皓举陈寔),关系密切,可视为一个利益团体,或能再加上辛氏(荀攸姑母适辛氏)。
地缘是形成士人们的社交圈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不假,但至少也要有文献记录证明他们相友善,或互相标榜,才能说他们貌似形成朋党。如认为凡是颍川人士皆属同一集团,那么,理应不会发生陈群数次检举同郡的郭嘉“不治行检”。四家外其余各姓,始终沒有形成显赫的魏晋士族,真的有互相提携吗?日后从荊州来投的徐庶、石韬和邯郸淳,难道仅因为同郡,就算成新进成员?难道颍川集团又曾经分成曹、袁两大阵营?
在兴复汉室一事上,以“匡佐汉室”为目标的荀彧(肯定还有作《申鉴》的荀悅),与“定霸王之业”的郭嘉(“待时凤翔”,欲投“拨乱之主”的杜袭,应与郭嘉立场相近),有所分歧。在因何投曹的根本性原则问题上,都存在差异,真可能是已结为同一利益集团吗?
这与以曹氏和夏侯氏,累世婚姻结合下,加上重用帝乡子弟兵,形成的谯沛集团,相差太大。就算同是沛人,也不见得尽为曹氏所招揽,《三国志.王朗传》注引《朗家传》云:“朗少与沛国名士刘阳交友……阳以汉室渐衰,知太祖有雄才,恐为汉累,意欲除之而事不会。”这个刘阳就是明显的反例。提出此说的陈寅恪先生,著墨重点本就不是魏晋之际。在《金明馆丛稿初编.崔浩与寇谦之》中根本只是略述从东汉末至五胡乱华时,中原儒家大族与政治之关系,论证汝颍集团的力度,本来就较薄弱。
最后,颍川人士大多是曹操迎刘协后,始从各地至许都仕曹(早已身在汉营心在曹的钟繇,算半个),《彧別传》那名单是简例。

10.自琅邪、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乡亭聚落,皆为(刘章)立祠……备置官属,烹杀讴歌,纷籍连日,转相诳曜,言有神明,其谴问祸福立应,历载弥久,莫之匡纠,唯乐安太守陈蕃、济南相曹操,一切禁绝,肃然政清。《风俗通义.怪神》
至魏武帝为济南相,皆毁绝之。及秉大政,普加除翦,世之淫祀遂绝。《宋书.礼志四》
11.许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魏明帝遣虎贲收之。其妇出诫允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允对曰:“举尔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陛下检校为称职与不?”……既检校,皆官得其人,于是乃释。《世说新语.贤媛》“许允为吏部郎”条
12.时太丘长陈寔为西门亭长,皓深独敬异。寔少皓十七岁,常礼待与同分义……时郡中先辈为海内所归者,苍梧太守定陵陈稚叔、故黎阳令颍阴荀淑及皓。《三国志.钟繇传》注引《先贤行状》
荀淑与陈寔神交,及其弃朗陵而归也,数命驾诣之。淑御,慈明从,叔慈抱孙文若而行,寔亦令元方侍侧,季方作食,抱孙长文而坐,相对怡然。《太平御览》卷432引袁山松《后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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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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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风云
“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将军本以兖州首事,平山东之难,百姓无不归心悦服。且河、济,天下之要地也,今虽残坏,犹易以自保,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
荀彧此番劝曹操应全力夺回兖州的话,可谓金石良言。沒错,曹操虽生于豫州沛国,但真正的起家之地乃在兖州陈留,第一支五千人的讨董义师就是在此建立。曹操也遇上他的知己───陈留人卫茲,他应该是地方豪强,毕章能合兵三千,可惜战死于荥阳之战。夏侯惇为陈留太守时,卫臻已为计吏,同样侧证能当州吏的卫家在当地是有点影响力;济北相鲍信绝对是泰山当地的豪族:其父丹为少府、侍中,回乡后还不是太守的他,能拥众两万、七百骑讨董,也参与汴水之败;李乾一族也是初平中随曹。
在东郡站稳阵脚后不久,曹操迎来成为一州之主的时机:当青州黄巾入杀任城相郑遂、刺史刘岱,兖州一时群龙无首。本州人陈宫说服州別驾、治中(注13),在鲍信、万潜等的附议下,曹操被暂时推举为兖州牧,毕竟有一些战场得胜的往绩。由此可见,曹操为牧的原因之一,就是争取到当地豪族的支持。
按汉时的惯例,州吏基本任用本州人(可详见严耕望先生《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十一章),诸夏侯、曹当然不能入选,故他的州府幕僚班底可是来自被推举为兖州牧之时,他以州府之命所辟的一众文俗之吏,以及有所沿用刘岱前州府官员,例如劝进曹操为魏公时的丞相长史、后官至少府的万潜(见《三国志.文帝纪》)。
《东汉会要.选举下》云:“东京入仕之途虽不一,然由儒科而进者,其选亦甚难。故才智之士,多由郡吏而入仕。”这是徐天麟对州郡辟除的总结,可知曹操自得兖州后,在获得人才的能力上有质量的飞跃:辟毛玠(长期主管选人)为治中、满宠(官渡时任汝南太守,应付袁绍家乡的叛乱者)和吕虔(任职泰山太守十数年)为从事。其中与荀彧留守鄄城的程昱,拒绝刘岱所辟,但当曹操辟时便应命,更说明曹操在其心中可谓明主,官渡之战时更都督兖州事;于禁则是先附鲍信,鲍信战死后遂归曹操;另一位五子卫国(建安十七年才从东郡分出)人乐进,也是和于禁一样“拔於行陈之间”;虎卫典韦则是从张邈转投。
从事薛悌虽不知道是否为曹操亲辟,但一直为其所用,历任泰山太守、司空长史、魏郡太守、中护军、尚书令等职(注14);与薛悌一样“俱从微起,官位略等”的王思(见《三国志.梁习传》注引《魏略》),历任司空西曹令史、豫州刺史、尚书仆射(见《三国志.辛毗传》)、大司农;曾为曹操至长安使的从事王必(见《钟繇传》注引《世语》),虽无法断言其籍贯,但称其为兖州旧部的话,总不会错。日后为许都留府长史的他,讨平吉本等人叛乱。
曹操还通过 “举孝廉”(魏种)等手段吸纳兖州士人,这批文武之才任职于曹操的霸府下当掾属、一方大员、重要将领;魏朝后又任职于尚书台,多终至九卿。

从扬州募兵失败后屯河內(胡三省也点评:“从袁绍也”)、击黑山贼,至曹操与袁绍合力逐袁术至淮南,“袁、曹一家”(见《三国志.董昭传》)、“袁、曹方盛”(见《后汉书.孔融传》),这就是时人对袁、曹联合的看法。但并沒有带来真正的稳定,要命的危机才慢慢显现。因为自己的轻进冒失下,济北相鲍信战歿于寿张,导致留下一个无法弥补的缺陷───曹操在兖州少了一个向己的国相、大姓支持,为兖州之变的劣势埋下祸根之一。此话何解?曹操是因缘际会才被大姓推举为一州之长,所以他首先要承认任职前的一众太守、国相,包括陈留太守张邈、泰山太守应劭,兴平二年时曹军所攻的济阴太守吴资,也应是之前已任;袁绍另表臧洪为东郡太守,沿用曹操的新治所东武阳,与夏侯惇的东郡太守(治濮阳),分隔黄河南北两岸并立。但臧洪偏偏曾被张邈弟、广陵太守张超请为功曹,这忠直之士又异常忠于故吏之情,关键时刻是会倒向张邈兄弟。
张邈早年已是全国性知名人士,在八厨之列,侠义闻名的他接济贫困,壮士多有归附。曹操逃往关东时,他早已是陈留太守,可谓名声和身份地位一直在曹操之上。曹操后来虽为袁绍表为东郡太守,但一个是汉官,一个只是私封,根本无法相提并论。曹操讨青州黄巾时,也沒有文献记录提及他出兵助战,到底是他不看好曹操之征,还是预留实力,待曹操失败后才当兖州救世主呢?不清楚。但他沒有像鲍信般推举他为一州之长,是可以确定的。结果张邈终成曹操名义上的下属,这是两人冲突的远因。
好友张邈的不自安,源自袁绍令曹操杀己,只是曹操顶住压力才不执行。故陈留人高柔就看出曹、张貌似依旧友好(曹操攻陶谦前曾敕家属:“我若不还,往依孟卓。”),但暗藏变数的时局后云:“曹将军虽据兖州,本有四方之图,未得安坐守也。而张府君先得志於陈留,吾恐变乘间作也,欲与诸君避之。”张邈与袁绍之间的水火不容,这个导火线是曹操无法控制的。曹操成牧后,张邈就算不快,难道让位予他吗?曹操也是被州人推举的,先不说曹操愿不愿意,就算曹操愿意,州人及手下也不会答应。
另一方面,“时宾客满堂”、“孔融、王朗并修刺候”、“蔡邕深敬之”,从范晔的描写可见边让真的很有名气;“恃才气”的他对曹操“多轻侮之言”,结果曹操借“其乡人有构”之机而杀掉他。陈琳笔下称作“自是士林愤痛,民怨弥重,一夫奋臂,举州同声”,虽有水份,但是兖州叛变的导火线之一,则应错不了(《资治通鉴》记于兴平元年而捨《后汉书》的“建安中”,应是同意《曹瞒传》和《为袁绍檄豫州》的时间序)。
张邈联合流浪的吕布反曹操,不是无跡可寻,但陈宫之反则出乎曹操的意料之外。“待公台如赤子”、“使宫将兵留屯东郡”,曹操绝对是以心腹对待他;鱼豢也只能以“后自疑”来总结。司马光则进一步记录为:“(边)让素有才名,由是兖州士大夫皆恐惧。陈宫性刚直壮烈,内亦自疑。”
刘蓉女士在《汉魏名士研究》第二章第二节分析:“陈宫不安的原因在于他感觉到了可能受制于人的威胁……陈宫虽然在说张邈。但也表明了自己的心声……‘足以为人豪’,身为豪杰而制于人,在陈宫看来是可鄙的。他决定迎吕布,是因为张邈曾与之‘把臂共誓’,并不表明他看好吕布。迎吕布,只是权宜之计,是纵横形势逼迫使然……陈宫对曹操一直是全力推戴的,但当曹操成为兖州牧后,却把东郡太守的职位给了夏侯惇。陈宫的实力在东郡,而此时却不得不受制于郡将夏侯惇,当然会心有不甘……边让的被杀,张邈处境的窘迫,陈宫不能不有兔死狐悲之感。”可聊备一说。
平心而论,欲中央集权的曹操,把东郡太守交予绝不会背叛的夏侯惇,无可厚非。以毛玠任治中算任贤的话,別驾用毕谌而不用出力甚多的陈宫,确实是曹操的失误。料不到陈宫也同时背叛,只能说曹操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在征徐州和防备张邈之间,取不到平衡下,就杀掉无法对曹操构成实质伤害的名士边让。
曹操在建安初,大概是吸取了杀边让的教训,故纵受辱于祢衡,也只对孔融怒曰:“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将谓孤不能容之,今送与刘表,视当何如。”把这个杀之损名的炸弹送予刘表,但刘表也不能容,结果送予黄祖,借其之手杀掉;袁绍与杨彪、梁绍、孔融有隙,又欲曹操为他杀人,可说是张邈一事的翻版。尽管曹操最终也杀孔融、废杨彪,但刚迎汉帝就听令袁绍杀汉重臣?这活打死也不干,结果以“高祖赦雍齿之雠而群情以安,如何忘之?”云云,言正严辞回书拒绝。更妙的是让孔融为使至袁绍处,结果袁绍也不敢杀他。
曹操面对的局面,其实就是外来者得本土大族的支持下而立足的形势。刘备领徐州、刘焉父子统益州、刘表治荊州就是类似案例,但二刘也沒有真正解决掉问题:先谈刘备,守下邳的张飞杀陶谦旧部曹豹,结果惹来丹杨兵引吕布偷袭;刘焉父子管治时就有任歧、甘宁、赵韪等叛乱,结果不得不扶植东州人为己用;刘表死后,在刘琮身边的大臣基本是劝其投降之辈。不依刘表的早附刘备,忠臣如王威也沒几个,真能说完全得其民心并为其所用吗?在蒯氏眼中,曹操和刘表的分別真的大吗?王粲这同乡倒是力赞曹操而贬刘表。
袁绍夺冀州后也好不了多少,大臣间的各种扯后腿,在袁绍死后尤为明显。颍川郭图谮广平沮授,结果官渡战前,袁绍将监军一分为三;魏郡审配在邺城破后骂颍川辛毗:“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杀汝也!”审配以冀州而不是袁氏的角度来看事,也说明了他这本土人的心态。
陈宫和张邈之叛能得到响应,最深层次的矛盾是:日后还在打击豪强的曹操,士大夫们在当时得不到重用,这能从程昱、毛玠他们的身份可以看出;张邈若是当时士人领袖的话,与曹操有著太多的不相似。李乾他们根本不是一州性的士大夫,只是地方豪强。如果鲍信犹在,其人脉关系网或许能让其早点发现,至少济北境內还会有支持曹操者。他的意外阵亡对曹操的打击,实在太大了!
事后让曹操认识到了士大夫力量和自己理想世界的差距,豪强在东汉已经形成一股不可轻视的力量,不论在中央还是地方,尤其是关东地区(有兴趣可参考崔向东先生的《汉代豪族地域性究》一书)。还在争霸中的乱世,沒有足够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再崇高的理想如惠民德政,只能留待天下统一后。好像流民问题,曹操通过民屯制度从军阀、豪强争夺,成为国家能掌控的人口,其实已是变相的经济打压。要知道,刘秀得天下后的度田都激发不少的反弹。何况曹操所得之粮多了,财政压力降低后,始有减轻自耕农负担的可能,这战时经济挺适合建安年间。
政治方面,荀彧荐的颍川名士,都是建安元年或以后仕曹的。他们不但有才华,又能稳定一下地方局面,官渡之战时颍川沒叛就是铁证,曹操又何乐而不为呢。《三国志.何夔传》注引《魏书》云:“自刘备叛后,东南多变。太祖以陈群为酂令,夔为城父令,诸县皆用名士以镇抚之,其后吏民稍定。”也是同样的道理。河北平定后曹操才有足够的实力打击不法豪强,详见《以法御下》一章。

吕布到达后,张邈遣刘翊告知荀彧,称吕布愿助曹讨陶,求供粮,众疑之际,荀彧看破这是张邈已引吕布反。州治鄄城(注15)留守者少,且有曹操家属在,只能让夏侯惇回来,他到达后的该晚便诛杀数十人。无奈兖州皆响应吕布和张邈,连同余下东郡的范和东阿二县,仅保三城。程昱伏兵杀攻范的汎嶷、绝仓亭津让陈宫不得东渡取东阿。部份人应该是被迫,比方別驾毕谌,详情可参考程昱安抚范令靳允时所讲的“闻吕布执君母弟妻子”一段。
兖州争夺战历时近两年,曹军数不利,夏侯惇失左目、曹操本人也在突出火围时烧伤左手,更遇上蝗害。征徐州时已遣朱灵等人助曹操的袁绍,欲进一步控制曹操,提出其家属至邺的要求,若纳质的话,曹操的独立性必然大损。尽管曹操还拥兵约万,但粮将尽不得不犹疑,在程昱的力劝下打消念头。日后有人居然诬告程昱谋反,曹操反而赐待益厚,只能说诬告者太幼稚,用其他理由也比谋反好,程昱若想谋反的话早就反了(姜皎被讥礼遇太过,李隆基下诏解释,当中有“魏祖之明程昱”这典故,以示信任,见《新唐书.姜谟传附曾孙皎传》);
王必可惜死于许都之乱,不然不可能无传,控制汉帝这任务非常重要。若发生斛斯椿背离高欢,直接导致元修出奔关西般的事件,那简直是政坛地震。曹操曾载令称王必为:“是吾披荊棘时吏也”,主要是指他的忠诚,其实形容其他兖州旧部,同样合适。
兖州士人虽不如汝、颍、南阳士人的突出,但日后随著忠臣凉茂与高堂隆、迎天子立大功的董昭、鲍信之子鲍勋、建安七子的王粲、阮瑀和刘桢、明于法理的高柔、秘书令路粹、曹丕四友之一的吴质、尝督守邺城的栈潜、良吏颜斐和王观、司空长史王国、世二千石羊秘、思想家仲长统、儒士苏林、典农校尉毕子礼、屯田都尉董祀、获王粲赠诗的蔡睦、被杨俊提拔的卫恂等的仕曹(《三国志.张鲁传》注引《世语》提及的西曹掾郭谌,无法确认始仕曹的时间),量化比较的话,兖州籍士人在霸府府属人数方面皆为第一集团(详见《首创霸府模式》一章)。由此可见,曹操最初的领导班底,最大的来源其实是忠诚不用怀疑的兖州旧部,当中不少是有才能者。将领方面也有降曹的臧霸、孙观、尹礼、吴敦等青徐豪霸、从袁绍来投的吕旷和吕翔。
兖州士子在汉晋时应有相当的质量,据卢云先生在《汉晋文化地理》的士人籍贯统计,东汉、曹魏和西晋时的情况分別为:东汉和西晋的士人籍贯统计中,陈留和山阳二郡,在《后汉书》人数统计仅排在帝乡南阳、右扶风、汝南和颍川之下(见续表六);陈留和山阳在《三国志.魏志》中,能排进前十之列,前十郡国间,除了颍川一支独秀外,其余差距不大(见续表十一);陈留在《晋书》仅排在帝乡河內、琅琊和颍川之下(见续表十三),有相当的比重。
袁绍为救曹操这个与其对抗袁术、公孙瓒、陶谋的盟友,他虽终沒纳质,但还是派兵助其讨吕布(注16)。随著在定陶、钜野的胜利、张超守的雍丘被攻克后,兖州平。身在东武阳的臧洪,明知道“袁、曹方睦”,但还是欲救故主张超,请求袁绍的出兵而遭拒,终为袁绍破城杀掉。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第十二章第三节中,也用臧洪的死节来解释汉代的二重君主观念。
朝廷拜的兖州牧在法理上对曹操还有价值,便遣使往长安。途径河內时,受谗被迫弃袁绍、欲往长安却滞留河內的董昭,劝张杨结好曹操,让其使者假道,并代笔写书与李傕等人,各随轻重致殷勤。王必至长安,李傕等本欲拒绝,但钟繇劝他们:“唯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将来之望也。”结果厚加答报。董昭、钟繇不是曹操下属,何以如此力助?恐怕看中的是曹操已成有力问鼎天下的群雄之一,留下好后路予自己。

如果说兖州之叛还有点正面效果的话,那就是曹操基本扫清了反对势力,夺回一个残破不堪的兖州,也终得到朝廷承认,可以自嘲为火凤凰。

13.宫说别驾、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无主;曹东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宁生民。”鲍信等亦谓之然。《三国志.武帝纪》注引《世语》
陈宫字公台,东郡人也。刚直烈壮,少与海内知名之士皆相连结。及天下乱,始随太祖,后自疑,乃从吕布。《三国志.吕布传》注引《典略》
14.又兖州从事薛悌与昱协谋,卒完三城,以待太祖。《程昱传》
悌后为魏郡及尚书令。《三国志.陈矫传》
年二十二,以兖州从事为泰山太守。初,太祖定冀州,以悌及东平王国为左、右长史,后至中领军。《陈矫传》注引《世语》
太祖征张鲁,教与护军薛悌,署函边曰“贼至乃发”。《三国志.张辽传》
时军师杜袭、督军薛悌皆言,明年麦熟,亮必为寇……迁太尉。《宣帝纪》
太尉司马懿、尚书仆射卫臻、尚书薛悌……以为宜改。《宋书.礼志一》
15.水经注曰:沇州旧治。魏武创业始於此。河上之邑,最为峻固……宋白曰:汉献帝於鄄城置兖州,盖曹操以刺史始治此。《资治通鉴》卷61汉献帝兴平元年胡三省注
曹操把州治从山阳昌邑移至济阴鄄城。
16.袁术与绍有隙,术求援於公孙瓒,瓒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屯发干,以逼绍。太祖与绍会击,皆破之……荆州牧刘表断术粮道,术引军入陈留,屯封丘,黑山余贼及于夫罗等佐之。术使将刘详屯匡亭。太祖击详,术救之,与战,大破之。《三国志.武帝纪》
又与刘表不平而北连公孙瓒;绍与瓒不和而南连刘表……引军入陈留。太祖与绍合击,大破术军。《三国志.袁术传》
初,清河朱灵为袁绍将。太祖之征陶谦,绍使灵督三营助太祖,战有功。《三国志.徐晃传附朱灵传》
操围吕布於濮阳,为布所破,投绍。绍哀之,乃给兵五千人,还取兖州。《文选》卷44《为袁绍檄豫州》注引谢承《后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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挟天子以令诸候
很多人联想的是曹操纳荀彧之议,但早在曹操任兖州牧时,来投的毛玠已向曹操建议:“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这个真知灼见恐怕已留在曹操的脑海中。
刘协曾使刘虞子、侍中刘和伪逃董卓,欲招其父将兵来迎,但失败了;李傕与郭汜的混战期间,终逃出了长安。但除了张杨曾供应粮食外,其他军阀对他不闻不问,“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
刘协当初欲招揽的首选是与王允共诛董卓的吕布,但吕布自己无畜积,养不起这群汉官。因为当时的情况,正如《三国志.董卓传》所云:“天子入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荊棘,依丘墙间。州郡各拥兵自卫,莫有至者。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这也解释杨奉收到董昭以曹操名义所写的信后,会表荐其为镇东将军、袭祖爵费亭侯。因为他不但少外援,更缺粮!
董承接纳赵歧之议,倒是促成了刘表遣兵“助修宫室,军资委输”,但沒有再进一步的行动。

袁术是有实力迎献帝,不过他想的却是自己称帝;袁绍呢?沮授倒是劝过他:“迎大驾於西京,复宗庙於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袁绍听罢也说:“此吾心也。”尽管他真的遣郭图迎刘协,但最终却在会议中接受反对派淳于琼的建议,放弃沮授之策。袁绍本来就不太认同刘协这个董卓所立之傀儡,固是原因之一,毕竟他曾打算另立刘虞,来对抗董卓这个关东同盟部份人眼中的伪帝。
陈琳代笔的《为袁绍檄豫州》,倒以此为自己辩护当初的决定:“后会銮驾东反,群虏乱政。时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离局,故使从事中郎徐勋就发遣操,使缮修郊庙,翼卫幼主。”前一半与公孙瓒火拼是真的,烽火连遍幽、冀、青三州,但这只是对外能宣称的表面理由。当然,长安政权也应记一功,让公孙瓒假节督幽、并、青、冀四州(见《后汉书.刘虞传》),他便能名正言顺讨袁绍。
但其真正的理由有两个,其一是淳于琼(《献帝传》的记录是包括郭图,但陈寿则记郭图“还说绍迎天子都邺”)的反对之因:“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今英雄据有州郡,众动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这个理由,恐怕才是当时大部份人(包括袁绍)的心中所想,。
另一个就真的不能明说了:“馥以书与袁术,云帝非孝灵子”(见《三国志.公孙瓒传》注引《吴书》)、“时议者……少帝幼弱,为贼臣所立,又不识母氏所出”(见《三国志.袁术传》注引《吴书》),直言刘协非刘宏子的韩馥,乃与袁绍谋立刘虞为帝的同谋,刘协有可能不怀疑袁绍是散播谣言的同谋吗?
关东联盟讨董时,朝廷曾遣五个使者,结果却是四死一被逐(仅大鸿胪韩融以名德免死)!其中,少府阴修是死于袁术之手,袁绍可以赖帐不认;但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修和越骑校尉王愧等,却真的是袁绍下令予王匡杀掉。这五人是九卿、八校尉的级別,对无仇无怨的公卿尚如此,刘协会怎样想?胡母班死前臭骂袁绍的“悖暴无道”吗?界桥之战后,又杀长安所署的冀州牧壶寿,累杀汉官还能让刘协无所顾虑吗?
要知道很多忠于汉室的臣子如朱俊,留下一句“以君召臣,义不俟驾,况天子诏乎”后,就这样丟下陶谦,自解兵权入仕,因为他们投靠汉室是只认刘氏皇帝,而不是当权者本人。沮授有沒有提供能解决双方间互不信任的方案呢?至少沒有文献记录。
连迎帝之决定都沒有作出,自然也不会有具体实行方案,从河內借道还是从兖州借道,自然也无从谈起,何况袁绍还忙于征战四方。
曹操迎刘协后,“下诏书于绍,责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而但擅相讨伐”,也还真可能是刘协本人的意愿,但更多的是曹操欲从此抛开“袁、曹一家”的形象,哪怕甘冒被袁绍攻击之危;袁绍倒是被迫要上书解释。这又显示了在建安初,汉帝还是有点影响力,否则袁绍也不用回书。(应劭在建安元年删定律令作的《汉仪》,更像是个人行为,袁绍只是不干预让其上奏。因为从根本利益上来说,不是汉忠臣的他,自然不乐见其他人控制的朝廷办得有声有色。就算袁绍因大将军职被让而改变立场,也就两、三个月,时间太怱忙。)
可能是受此打击,袁绍倒是欲更进一步,抛下汉室对其的影响,《三国志.袁绍传》注引《典略》云:“私使主薄耿苞密白曰:‘赤德衰尽,袁为黄胤,宜顺天意。’绍以苞密白事示军府将吏。议者咸以苞为妖妄宜诛,绍乃杀苞以自解。”只是在手下的反对下,唯有弃车保帅。
像“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佐之义”的荀彧,恐怕就是早已看透袁绍的本质,哪怕被袁绍待以上宾之礼,还是要投靠比袁绍弱小多、当时连一块地盘也沒有的曹操。“闻操有雄略,而度绍终不能定大业”,固是原因之一。曹操是关东讨董时,是仅有两个追击的其中一位;曹操欲迎刘协时,丁冲信中称其“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荀彧恐怕不是沒有考虑两人对汉室的态度,因为曹操在当时确实比袁绍更尊汉。
袁绍的各种举动,其实就告诉大家,迎不迎汉室,不单单是政治取向的问题,而是决定你想让怎样政治立场的士人来投;你也不能逆大多数臣子们的意愿而行。

正当袁绍犹疑之际,刚从吕布手中夺回残破不堪的兖州的曹操,对于是否迎汉帝一事上,有意见认为“山东未平,韩暹、杨奉新将天子到洛阳,北连张杨,未可卒制。”诸将或疑不是全无道理,唯荀彧、程昱力劝,其中荀彧更是把其想法,具体化、形象化,动之以利来说服曹操:“昔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播越,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能远赴关右,然犹分遣将帅,蒙险通使,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是将军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车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韩暹、杨奉其敢为害!若不时定,四方生心,后虽虑之,无及。”(范晔所述与陈寿略有小异)
荀彧站在曹操的角度来思考,先提出姬重耳、刘邦的旧事,既而再以大顺、大略、大德之利来打动曹操,最后说韩暹、杨奉之流不足为惧。曹操终于走出争霸天下最重要的一步。
另一方面,琅琊王刘容弟刘邈在初平四年(见《后汉纪》卷27)至长安时,盛称曹操忠诚于帝。这事说明有王族在刘协前称曹操是忠臣,且他确有实际行动显示过忠诚,刘协当初是能信任曹操的,这是他和袁绍的区別。何况如同司马光等在《资治通鉴》卷66汉献帝建安十七年所讲:“尺土一民,皆非汉有”,他也沒有其他可以再失去的,故双方一拍即合。
曹操在得知被表荐为镇东将军和袭祖爵费亭侯后,并不是立即接受,而是先后三次退让(见《艺文类聚》卷51)。当中也不忘申述自己的功劳(实至名归)和忠于汉帝,不但争取了汉室及其官员,亦令仍流浪各方的士人有好感,最终以上《谢袭费亭侯表》告终。
乘董承潜召入京之机,曹操奏韩暹之罪,迫使其出逃。成功揽权(领司隶校尉图能监察京官、录尚书事控制尚书台)的同时,以封列侯的方式拉拢其他汉官,尤其是还有兵权的董承。当中,钟繇和丁冲算是答谢其助己行为。又追赠沮儁为弘农太守,谓“矜死节也”;诛侍中台崇、尚书冯硕等三人,谓“讨有罪也”。那也应该是出师有名,方能达至立威为实。
曹操犹疑是否把汉帝迁往新占领的颍川,还是仍留在残破不堪的洛阳之时,早已为曹操效力的董昭分析利害后,曹操诈称移往鲁阳,方便就食许都之粮。杨奉中计,发现时曹操已迁都于许。曹操在许都干了一件仕奉汉室的大事:宗庙社稷制度始立(《为袁绍檄豫州》提及的徐勋助缮修郊庙,自然只是顺水推舟协助,暂时改善一下自己的形象),也上贡了很多日常生活的器物(详情可见《曹操集》收录的《上器物表》、《上杂物疏》)。
远在长沙避战祸的杜袭,“太祖迎天子都许”后,“逃还乡里”。句子的次序透露出一个讯息:先有曹操迎汉帝都许,后才有杜袭回乡。甚么原因驱使杜袭这么干?与杜袭齐名、同避乱荊州并通财,曾合为一家的赵俨,解释了个中关键。他得知曹操迎帝后,便对谓繁钦说:“曹镇东应期命世,必能匡济华夏,吾知归矣。”
荀彧已仕曹多年,难道他沒考虑过邀请“托疾隐居”的荀悅同仕吗?不太可能。忠于汉室的荀悅,偏偏也是这时才为曹操的镇东将军府所辟;道路隔绝无法往蜀的荀攸,也是这时方仕曹。
《孔少府集》载有孔融《六言诗》三首,第二首为:“郭李分争为非,迁都长安思归。 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第三首第一句为:“从洛到许巍巍,曹公忧国无私。”这算是反映了曹操初迎汉帝于许时,一部份人对曹操的印象;孔融自己也在北海为袁谭所破后,应征为将作大匠,且也写书劝王朗北来:“曹公辅政,思贤并立,策书屡下,殷勤款至。”
拥帝后,曹操才得以任三公之一的司空:公府辟召对仕子的吸引力,无疑比州府为大。但更大的优势是,在拥帝下的情况下,能上表推荐后,由皇帝下令征召(“表征之”)全国士人:华歆、王朗这两位日后的魏朝三公就是明例,其中华歆,孙权纵不愿也只能放人。
连刘氏王族也有人投靠曹操,比方刘放,劝王松依曹操时的其中一个理由为:“惟曹公能拔拯危乱,翼戴天子,奉辞伐罪,所向必克。”曹操遣使询扬州时,刘晔往见论事势,后随刘勋仕曹。当然,也有刘氏国王倒曹,建安二十一年曹操杀琅琊王刘熙,国除(见《后汉书.献帝纪》),原因就是本传所写的“坐谋欲渡江”。
朝廷也吸纳了一些名人为汉官,哪怕他们不愿为曹操效力,也有助提升曹操的名声。这批人中,名气最大的首推大儒郑玄,以公车征其为大司农(但被婉拒沒仕)、孔融为将作大匠、张俭为卫尉、陈纪为大鸿胪、赵歧为太常、徐璆虽一度受困于袁术,但终来投为卫尉。
以上众人透露出一个事实,士人不论是冲著汉帝,还是因此预料曹操能成大器,结果都投靠曹操控制下的汉朝廷,故《后汉书.祢衡传》云:“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这益证荀彧所料的“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是真知灼见。

对于根基不稳的群雄,一纸来自汉室的拜授之命,还是能值几个钱:兴平二年,曹操遣使往长安,结果既能取得自领兖州牧的合法性,又能谈化因驱逐汉廷派遣的兖州刺史金尚(注17)之坏影响;
吕布偷袭刘备夺徐州,在徐州根本沒有民心基础的他,也欲求徐州牧一职,与曹操倒有异曲同工之妙;
渡江的孙策更明显,自称“匡济汉室”的他,急于摆脫士人眼中“术兵”(见《三国志.许靖传》)、“袁术将孙策”(见《献帝纪》)形象的他,汉室诏命能让他摆脫逆贼袁术党羽之名,正是孙策所需要的。《三国志.孙讨逆传》注引《江表传》云:“策自以统领兵马,但以骑都尉领郡为轻,欲得将军号,及使人讽誧,誧便承制假策明汉将军。”如果孙策不重视汉官,骑都尉和明汉将军,对他来说真的沒任何区別,但实情却不是如此。孙权统事后始出仕,“以直道见禅”,左迁郁林太守并死于任上的陆绩,死前遗言还自称“有汉志士”;沈友更直斥孙权:“主上在许,有无君之心者,可谓非反乎?”孙氏在江东遇上忠汉者,其实就是曹操的一个缩影,曹操面对的汉官更多。
汉杂号将军对雄据一方的孙策,尚有如此的吸引力,这又折射出曹操通过[上表]的形式下加官予手下(偏、裨将军以外),满足手下对己的期望,以加忠诚,比方夏侯惇的建武将军、于禁的虎威将军。高敏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发微.孙吴封爵制的创始年代考略》列出大量史料,显示孙权在夺荊州前不敢僭越汉廷自行封侯,所以搞出奉邑制这有封爵食邑之实而无其名的制度,因为表臣子封侯要看曹操面色,这又突显出迎汉帝在封爵上能成为外交筹码,曹操也更容易让得力部下列侯。
不是隐居已仕官的,一部份人如仕袁绍的辛毗,虽受曹操所辟而不应;但也有些人如韩嵩,刘表让其出使许前,韩嵩先为自己预留后路:“嵩使京师,天子假嵩一官,则天子之臣,而将军之故吏耳。在君为君,则嵩守天子之命,义不得复为将军死也。”这条同时透露士人投曹可以免除投二主的道德包袱,因本来就是汉臣。
《后汉书.董卓传》云:“使谒者仆射裴茂诏关中诸将段煨等讨李傕”、《太平御览》卷363引《典略》云:“李催移保黄白城,梁兴、张横等破之,送其首。”这是以诏命,让非曹将讨灭其他军阀的事例。
《三国志.马超传》云:“后腾与韩遂不和,求还京畿。於是征为卫尉,以超为偏将军,封都亭侯,领腾部曲。”这更是以天子名义下,征关中诸侯马腾入朝为质;《张既传》注引《魏略》云:“故但诛(韩)约子孙在京师者”,这则是韩遂遣子孙为质之例。好歹也让起兵者不得不有所顾虑。
《三国志.杜畿传》云:“而高干举并州反。时河东太守王邑被征,河东人卫固、范先外以请邑为名,而内实与干通谋”、《钟繇传》注引《魏略》云:“而诏已拜杜畿为太守,畿已入界。繇不听先等,促邑交符。邑佩印绶,径从河北诣许自归。”高干之乱突显出河东郡的重要性,太守王邑乃曹操迎汉帝前已任,但不是曹操的心腹,曹操为更强控制,强行诏征王邑回许都,让杜畿接任。
《钟繇传》注引《战略》云:“袁尚遣高干、郭援将兵数万人,与匈奴单于寇河东,遣使与马腾、韩遂等连和,腾等阴许之。傅干说腾曰:……曹公奉天子诛暴乱,法明国治,上下用命,有义必赏,无义必罚,可谓顺道矣。袁氏背王命,驱胡虏以陵中国,宽而多忌,仁而无断,兵虽强,实失天下心,可谓逆德矣。今将军既事有道,不尽其力,阴怀两端,欲以坐观成败,吾恐成败既定,奉辞责罪,将军先为诛首矣。’于是腾惧……于是遣子超将精兵万余人,并将遂等兵,与繇会击援等,大破之。”这是汉帝能成为拉拢中立诸侯的原因之一的例子。
《三国志.吕布传》云:“沛相陈珪恐术、布成婚,则徐、扬合从,将为国难,于是往说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辅赞国政,威灵命世,将征四海,将军宜与协同策谋,图泰山之安。今与术结婚,受天下不义之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亦怨术初不己受也,女已在涂,追还绝婚,械送韩胤,枭首许市。”此乃陈珪以迎天子为理据之一,破环吕布与袁术的联合。
避居武陵、曾被曹操征为尚书的王俊,曾劝刘表勿再与袁绍继续联络:“曹公,天下之雄也,必能兴霸道,继桓、文之功者也。今乃释近而就远,如有一朝之急,遥望漠北之救,不亦难乎!”(见《三国志.武帝纪》注引皇甫谧《逸士传》)
《牵招传》云:“招呵(韩)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宁静四海,汝君臣顽嚚,今恃险远,背违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当屠戮,何敢慢易咎毁大人?’ ……为峭王等说成败之效,祸福所归,皆下席跪伏,敬受敕教,便辞辽东之使,罢所严骑。”韩忠是公孙康的使者,牵招迫使乌丸峭王投向曹操的理据之一,就是“翼戴天子”。
官渡之战前沮授谏:“今举兵南向,于义则违”、崔琰所称的“天子在许,民望助顺”,可谓是真实的反映。“绍每得诏书,患有不便于己”,故后悔的袁绍,“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孙策在官渡之战时,“阴欲袭许,迎汉帝”,因为确实能让部份文臣武将如张昭等有投降之心(发映于赤壁战前);贾诩、刘放和桓阶则是以此为其中一个理由,劝说对方投曹;张承对袁术、诸葛亮对刘备时就强调曹操有挟天子的优势;刘胤谏邵续勿降石勒,引用:“曹公奉帝,而诸侯绥穆”来表示人心所向;元宏答卢渊谏表曰:“曹操胜袁,盖由德业內举。”奉天子应是其德的部份体现。
尉迟迥、司马消难等起兵讨杨坚,西梁诸将竞劝萧岿举兵与其连谋,以为进可以尽节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萧岿犹未决,柳庄劝:“昔袁绍、刘表、王凌、诸葛诞之徒,并一时之雄杰也。及据要害之地,拥哮阚之群,功业莫建,而祸不旋踵者,良由魏武、晋氏挟天子,保京都,仗大义以为名,故能取威定霸。今尉迥虽曰旧将,昏耄已甚,消难、王谦,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况山东、庸蜀从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在朝将相,多为身计,竞效节于杨氏。以臣料之,迥等终当覆灭,隋公必移周国。未若保境息民,以观其变。”萧岿同意,众议遂止。

但挟天子以令诸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否则淳于琼等就不会反对袁绍迎汉帝,尤其是刘协并不是一个甘心当傀儡之辈:
《后汉书.伏皇后纪》云:“自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曹操恶而杀之。其余内外,多见诛戮。操后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愤,因曰:‘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旧仪,三公领兵朝见,令虎贲执刃挟之。操出,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敢复朝请。”这事发生的时间,据《三国志.武帝纪》注引《世语》所交代,是“公将讨张绣”之时,故裴松之附于建安二年。这个下马威,简直是性命攸关,曹操唯一的对应之策就是从此不再入觐,为日后曹操在邺城营建霸府留下伏线。
关于衣带诏的真实性,是否仅是曹操与董卓余党董承(范晔把其附在《董卓传》,与李傕等同一待遇)之间的斗争等问题,争议不断,故存疑(注18);但董承迁车骑将军绝对是其旨意,因为这等同剥夺了曹操以司空行车骑将军中的车骑将军之职能(军事),故不可能是曹操的意愿。
查《后汉书》卷十四、四十二、五十和五十五,北海康王、阜陵王刘赦、下邳王刘宜、甘陵王刘忠、济北王刘政五人薨后无子,国除。其中,刘宜和刘忠死后一直无王,至建安十一年时才终为曹操废国;
前王(齐王刘承与平原王刘硕)到底是薨还是被诛皆不书,国除原因和所立年期皆不载,也许真的是百纳本有脫字,故到底是无子国除、有国无王多年,还是其他原因才为曹操废国呢?无法考究。常山国也有类似情况,刘暠因黄巾贼(不是建安十二年杀济南王刘赟的徐和等)弃国走,事后有否复国?不详。
参照他王为例:济南王刘赟在建安十二年为黄巾贼所杀,但子刘开嗣,且在位十三年至曹丕代汉;彭城王刘和在建安十八年死后,由孙刘祗嗣,其他刘氏王如沛王等继嗣的情况就不再一一列举;琅琊国更复立刘熙为王。观曹操在诸王继嗣的问题上,基本是无子才国除,故齐、常山和平原三国应只是一直无王才终废。
孔融这名气大、对士人有号召力的汉忠臣,经常挑衅曹操,故彻底消灭袁氏后,在建安十三年铲除这眼中钉,曹操此举可以说是为丞相后的立威示众,测试一下反曹份子的反应,又能打击汉帝的威信,这一年算是双方关系的一个转捩点,往后越来越恶劣;
建安十七年刘协四子封王,但如同许靖之言:“将欲歙之,必姑张之;将欲夺之,必姑与之。其孟德之谓乎!”魏公国十郡中,赵国、中山、常山、安平、甘陵和平原本是刘氏王国。其中,安平王刘续早于灵帝中平元年因罪,国除。中山王刘稚是早已无子,国除;故建安十一年这次除八国行动中,虽然基本是出师有名,但会否只是曹操为扫除日后的障碍而提早的一步呢?恐怕最了他本人外,无人知道。一直健在又沒获罪的赵王刘圭,曹操只好在建安十八年徒其为博陵王。
刘邦曾说过:“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见《史记.吕太后本纪》)曹操不欲马止为王,结果先弄一个位在诸侯王之上的魏公,加上其僣用天子礼仪,迫使亲汉势力的最后反扑:

(伏晨)以女孙为顺帝贵人,奉朝请,位特进。卒,子无忌嗣......为侍中、屯骑校尉......无忌卒,子质嗣,官至大司农。质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阳安长公主。女为孝献皇后。曹操杀后,诛伏氏,国除。《后汉书.伏湛传》
董承女为贵人,操诛承而求贵人杀之……后自是怀惧,乃与父完书,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完不敢发。至十九年,事乃露泄……遂将后下暴室,以幽崩。所生二皇子,皆酖杀之。后在位二十年,兄弟及宗族死者百余人。《伏皇后纪》
时有京兆金祎字德祎,自以世为汉臣,自日磾讨莽何罗,忠诚显著,名节累叶。睹汉祚将移,谓可季兴,乃喟然发愤,遂与耿纪、韦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结谋……以祎慷慨有日磾之风,又与王必善,因以间之,若杀必,欲挟天子以攻魏,南援刘备。时关羽强盛。《三国志.武帝纪》注引《三辅决录注》
于时衣冠盛门坐纪罹祸灭者众矣。《后汉书.耿弇传附曾孙纪传》
王闻王必死,盛怒,召汉百官诣邺,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众人以为救火者必无罪,皆附左;王以为“不救火者非助乱,救火乃实贼也。”皆杀之。《三国志.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
坐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会钟相国证茂、本服第已绝,故得不坐。《常林传》注引《魏略》
少府吉本起兵许都,(郭)玄信坐被刑在家。《三国志.邓艾传》注引《世语》
汉帝委政太祖,(董)遇旦夕侍讲,为天子所爱信。至二十二年,许中百官矫制,遇虽不与谋,犹被录诣邺,转为冗散。《三国志.魏志十三》注引《魏略》

《三国志.王修传》提及的严才,还有魏讽,这两场谋反的真实目标不明确,暂不论(注19);但伏完(伏氏是与皇室累世婚姻的外戚世族)、吉本这两次,目的明确多了。曹操两次也是对首谋者族诛、连坐服刑,彻底铲除汉臣残余的力量,沒参与的汉官也有部份转为冗散。据钟繇口中透露,按汉制,京城有变时九卿应各居其府(见《王修传》),因此曹操怀疑出府救火者实为贼也,不是无半点理由。若想效忠曹操,直至建安二十三年还不转为魏官?当然,趁机杀掉、冗散不信任的汉臣,才是最终目的。
挟天子渐渐弊大于利,但对于前期实力不算强的曹操来说,还是不得不踏出的重要一步。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九评曰:“与绍之恣睢河北唯意欲为而莫制者,难易之势,相悬绝也。苟不恤其名,而唯利是图,则淳于琼之言,安知其不长于荀彧哉?假令衣带诏行,曹操授首于董承、伏完、金祎之手,则授、或之谋,岂不适为琼笑?而非然也,出天子于棘篱饥困之中,犹得奉宗庙者二十余年,不但以折羣雄之僭,即忠义之士,怀愤欲起,而人情之去就,尚且疑且信而不决于从也。琼之情唯利是图,受天下之恶名而不恤,绍是之从,欲不亡也,得乎?”
霸府模式本来就是中国史上所首创,如何在权臣与名义上的天子之间取得平衡,曹魏在这方面,效果不算太差,至少沒有弑帝或杀逊帝,导至至日后无法补救的重大坏影响(注20)。儿子曹丕接手后不足一年,便能马上完成代汉大业,其父经营廿多年的霸府,功不可沒。
荀彧这为双方面都能接受的人物健在时,发生汉臣叛乱的次数相对较少;认为不宜进爵魏国公、复九州的荀彧死后,即代表曹操与汉室沟通的桥梁不复存在,挟天子之效亦开始倾向于淳于琼之见。

17.术报书曰……昔将金元休向兖州,甫诣封丘,为曹操逆所拒破。《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
尚,献帝初为兖州刺史,东之郡,而太祖已临兖州。《三国志.吕布传》注引《典略》
18.陈寿只记作:“董承辞受衣带中密诏”、司马光也无法断定,只书:“董承称受帝衣带中密诏”、袁宏更是只字不提。董承声称可不等同刘协下达,仅范晔改写成此乃“帝密诏”。
饶胜文先生在《大汉帝国在巴蜀---蜀汉天命的振扬与沉坠》第一章中否定:“如果汉献帝真的授予董承、刘备等以衣带诏的话,那么,刘备日后讨曹,便属奉辞伐罪,刘备势必会奉为旗帜……足可与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候’相对抗。可是,无论是在荊州联孙抗曹,还是后来谋称汉中王时,刘备都未曾提及有衣带诏的事。”
再补充一点:曹、袁战事一触即发之际,曹操若死只是引来袁绍,正如前述,刘协和袁绍间可谓互不信任,除狼得虎这结果刘协难道真沒想过?相反,董承们倒可能与袁绍这四世三公的合作,至少对比曹操时有所提升。
19.魏讽此人不但沒有附传,甚至连其籍贯也有两个版本:沛(见《三国志.武帝纪》注引《世语》)和济阴(见王昶《家诫》),司马光等在《资治通鉴》则取沛人版本,可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曹操一生都在打击浮华阿党(详见《新旧选拔系统的并用》一章),可见其态度。但曹操会支持曹丕、曹植的结交士人,因可视作继承人争取他们的认受性,巩固日后的政权;刘晔、傅巽、郑袤等都察觉魏讽有异样,刘廙甚至向曹操直言他“专以鸠合为务,华而不实”,但曹操沒有打击这个大名士魏讽。如果魏讽是兖州人,曹操沒有纵容的理由。相反,若是欲扶植沛人的话(详见《谯、沛子弟兵》一章),事情发展倒变得合理。
最重要的还是文钦这沛人也卷入此案中。有勇力,以名将子、材武见称的他,观其日后的行为,怎样也称不上儒将或爱亲近儒士,是怎样才会“与讽辞语相连”呢?恐怕不是如王粲二子、宋忠子、刘廙弟刘伟等般,物以类聚的情况下,以其才识与魏讽结交(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及其他.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就定性为清谈家反曹),而是文钦的同乡之谊。
张绣子张泉曾在荊州,勉强算能和宋忠子等人是旧识,但陈祎真沒有一条明确的主线能与魏讽党串连起来。他们谋反的理由是甚么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魏讽案中诸人沒有如金祎等“自以为汉臣”;曹操处理金祎案是高压态度,连很多沒参与的汉臣也借机冗散化,但曹操在曹丕镇压魏讽后,叹来不及赦免王粲子,但赦免了文钦,还用不是理由的理由让刘廙不被连坐,曹操在两案中的态度是如此悬殊,可证性质的不同,至少参与人是得到曹操的重用或信任:
魏讽、文钦为沛人,自不用说;能在宫中掌兵的长乐卫尉陈祎,肯定是《伏皇后纪》指出的“曹氏党旧姻亲”;侍中王粲生前是重臣,二子的待遇不会太差,否则曹操不会说:“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

点评

再说派別,刘廙兄弟和王粲二子也不能简单化的归为荊州系:刘廙是因其兄被刘表所杀,在曹操南征前已奔扬州投曹;王粲虽是刘表同乡,但不被重用。结果不但力劝刘琮降曹,还在曹操前赞扬新主子、贬袁刘。  发表于 2017-6-14 01:57
此案成因确实众说纷纭,除张泉因父亲被曹丕迫死,有反曹的理由外,尽管不排除部份荊州降人被投闲置散,心生怨恨联络旧识并投靠魏讽谋反(但成事机率之低与成本太高,这理由不太令人信服)。  发表于 2017-5-4 23:28
但魏讽本人谋反的目的呢?这个也不清楚,定义也无从谈起。只能说这显示出曹操政权內部有矛盾,才会导致魏讽案的发生。  发表于 2017-5-4 23:28
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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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7-23 00:54:4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李飞 于 2017-5-4 23:18 编辑

唯才是举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求贤令》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敕有司取士毌废偏短令》
昔伊挚、傅说出於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汙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奏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汙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举贤勿拘品行令》

此三令分別颁发于建安十五年春、十九年十二月和二十二年八月。时间发表的前后也很有玄机,分別是出兵淮南保合肥的同时,却丟失南郡、建铜雀台和发表《让县自明本志令》、为魏公并建魏社稷宗庙、耕籍田(天子才能行的礼仪)、杀伏后,置天子才可有的旄头后,干脆与刘协结成亲家,达致再沒有外戚能反曹、设天子旌旗后,又冕十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
发表《让县自明本志令》就是声称自己沒有代汉之心,安抚亲汉派,但在权臣霍光被灭族的教训下,曹操真正的本意还在后面;其后的诸项礼仪都是天子始可为之,这是曹操的权势,显示自己和真天子相差不远;最难理解的是建铜雀台,但曹操其后再建二台,其意图就容易理解了。
《初学记》卷24引《五经异义》云:“天子有三台:灵台以观天文,时台以观四时、施化,囿台以观鸟兽鱼鳖。诸侯卑,不得观天文,无台。但有时台,囿台也。”三台原来又是天子的特权,先建铜雀台不会惹来即时的反弹,但随后的金虎和冰井二台,建设时间为建安十八年(见《邺中记》卷上;《乐府诗集》卷75载韦应物《三台二首》引《邺都故事》则云:“十九年造冰井台”),可见三台和魏公国的建立是有密切的关联───三台更像是让百姓能看见的政治纪念碑,毕竟诸多天子方可用的礼仪,他们大多不懂。
三台也是强化邺城守备的军事据点,故张宾对石勒说:“邺有三台之固”;《水经注.浊漳水》记冰井台藏冰、石炭、粟、盐,这些都是守城时所需的。(牛润珍先生《古都邺城研究---中世纪东亚都城制度探源》第二章认为,开训练水师的玄武池时所产生的挖土,不利防守,筑三台正好处理掉。)
因此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丛稿初编.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评论:“夫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位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传统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东汉外廷之主要士大夫,既多出身于儒家大族……则其修身治家之道德方法亦将以之适用于治国平天下,而此等道德方法皆出自儒家之教义……凡士大夫一身之出处穷达,其所言所行均无敢出此范围,或违反此标准者也。此范围即家族乡里,此标准即仁孝廉让。以此范围标准为本为体。推广至于治民治军,为末为用。总而言之,本末必兼备,体用必合一也。孟德三令,大旨以为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或负不仁不孝贪诈之污名,则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来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产也。由此推之,则东汉士人夫儒家体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垒无从坚守,而其所以安身立命者,亦全失其根据矣。故孟德三令,非仅一时求才之旨意,实标明其政策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
陈寅恪先生之论,绝对不是无的放矢,或者反过来说,《求才三令》再结合曹操这十年的政治举动,认为曹操一点用意也沒有的话,更不可能。当苏秦、陈平这些反复之臣,捨汉投魏?很多汉臣忠君如朱俊,他可因一纸诏文就弃兵权而乖乖入朝;司马氏日后不用这么麻烦,固然已有曹操之力,司马氏因弑君,只能倡孝而不敢提及忠(注20),也功不可沒。
姑勿论曹操迎汉帝时是否已有取而代之心,也不讨论曹操代汉的正确性,或者是否忠臣这些封建时代的问题。我只想指出一点,曹操下属如董昭辈的意愿,其实也影响君主,耿纯的话就是典型(诸葛亮劝刘备称帝也是引用此事),他曾劝刘秀:“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业即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时不可留,众不可逆。”结果在平衡仕汉派和仕曹派一事上,曹操选择让颍川大族的代表、大名士荀彧心领神会的自杀,其后他反对的魏公国、复九州,统统实现,并让“有智防”的荀攸任魏国尚书令,算是修补荀家,甚至是整个颍川大族的关系。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三“两汉风俗”条云:“而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跃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好逆萌生。”
顾炎武之言,其实就是代表了封建时代,尤其是儒家思想占主流时代的时人看法,而且言词已算相对客气。不过,也不能全算到曹操的头上,从党锢之祸开始,士人已对天命论有所动摇,其中以范滂的话最有代表性:“今之循善,身陷大戮”、“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再加上宋翼、王宏(见《后汉书.王允传》)、朱俊在李傕等的诏命,入朝而死。儒家对社会的精神凝聚力,对比李膺那代人,在汉末时本已大不如前。对比王朝,为个人、家族利益著想,早已抬头。
但如前述,曹操欲代汉必先摧毀士大夫的精神理念,纵有副作用,但又看似是不得不踏出的一步。任何事情总有多重性,曹操欲代汉的同时,不见得不想同时重用才优于德者;《求才三令》是否以政治占主导,所以新入仕的数目不多?曹操是否真的不重用德行高,但治才亮点不多之辈(以其本传来衡量)?
关于这些问题,其实要把目光放得更远,不是刘协登基者数十年间,而是东汉二百多年的大环境:士风,以及其后引申的士人名声与其真实才能,即名大于实?还是名符其实?
过份讨论是跑题,故引用钱穆先生的评论,若有兴趣者深究者,可自行查阅。宾四先生在《国史大纲》第十章第六节分析过东汉士风的缺点:“一则在于过分看重道德……过分看重道德之流弊,又可分两端言之:一则道德乃人人普遍所应有,并非可以争高斗胜。若专以道德来分別人高下,便造成社会上种种过高非常不近人情的行为,而其弊且导人入于虚伪。二则道德乃事实各具的一种可循之轨徹。若做事太看重道德,便流于重形式虚名而忽略了內容与实际。(将军死绥,亦是一种道德。若过重道德,或只重道德,即往往可以军队尚未彻底败北,而早图从容自杀,忘了最后的反斗。汉士人名列党锢,束手就缚,自觉心安理得,亦是同样心理。)二则东汉士人的道德似嫌偏狭。他们似乎只注重个人、家庭和朋友,而忽略了社会和国家。‘孝’与‘廉’为东汉士人道德之大节目,然则二者全属个人和国家的,非国家和社会的。不孝、不廉固然不够做人和从政的标准,然只是孝、廉,亦不够得做人和从政的条件。”
范晔在《方术传上》就简评部份东汉名士:“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意即言行带有矫揉造作,依讬经术以博取名声,最终入仕;
蔡邕更具体言明:“今虚伪小人,本非骨肉,既无幸私之恩,又无禄仕之实,侧隐思慕,情何缘生?而群聚山陵,假名称孝,行不隐心,义无所依,至有奸轨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载之时,东郡有盗人妻者亡在孝中,本县追捕,乃伏其辜。虚伪杂秽,难得胜言。又前至得拜,后辈被遗;或经年陵次,以暂归见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宠荣。争讼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属,宜搜选令德,岂有但取丘墓凶丑之人?其为不祥,莫与大焉。宜遣归田里,以明许伪。”
故唯才是举不是鼓励臣民不用注重德行,只是曹操敢于把一般人不敢说的话说出来,公开呼吁百姓不用再理会那种流于虚伪、偏狭不切实际的德。“负汙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这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其实就是对那群无治国之才的大名士的一个政治表态。
“名震远近”的孔融,就是这群人的典型代表。他与边让齐名“为后进冠盖”,为北海相时本想有一番作为,但面对黄巾和袁谭军,毫无办法,结果连家室也被虏。“凭几安坐,读书论议自若”,这不是大气,是无能。若说军事能力不济,保境安民非其能胜任的话,那么,若连內政也一塌胡凃,他只是志大才疏罢了。在司马彪笔下:“然其所任用,好奇取异,皆轻剽之才”、“奸民污吏,猾乱朝市,亦不能治”、“王子法、刘孔慈凶辩小才,信为腹心。左丞祖、刘义逊清隽之士,备在坐席而已,言此民望,不可失也”。治下的百姓受惠吗?
《崔琰传》注引张璠《汉纪》云:“融在郡八年,仅以身免。帝初都许,融以为宜略依旧制,定王畿,正司隶所部为千里之封,乃引公卿上书言其义。是时天下草创,曹、袁之权未分,融所建明,不识时务。”这就是他在许都的总结。
“名重天下”、“海内英俊皆信服之”的他,尽管不是全无优点:“闻人之善,若出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称所长”,但这只能算其个人品行。治国之才如举贤,他延续在地方时的无识人之明,故吏郗虑就是他推荐予曹操的,连挖坟人都给曹操预备好了。
曹操杀孔融的罪名之一为“世人多采其虚名,少于核实”,若结合其他史家之言,这条还真沒说错。诸葛亮曾说过:“来敏乱郡,过于孔文举。”(见《宋书.王微传》)说的虽然是来敏,但用孔融来对比其乱。来敏者何人?“前后数贬削,皆以语言不节,举动违常也”,原来就是和孔融(数讽曹操,比方以妲己赐周公比喻曹丕娶甄氏)同类人。这样的名大于实之辈,真的于民有益吗?曹操杀之固然是想打压汉臣,但孔融自身也有诸多问题。
葛洪在《抱朴子外篇.名实》总结:“灵献之时,品藻乖滥,英逸穷滞,饕餮得志,名不准实,贾不本物,以其通者为贤,寒者为愚。”这个就是当时最真实的反映。荀彧评价袁绍:“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这不就是一个侧证吗?
徐干在《中论.智行篇》也在宣扬重事功、轻志行的思想:“或问曰:士或明哲穷理,或志行纯笃,二者不可兼得,圣人将何取?对曰:其明哲乎。夫明哲之为用也,乃能殿民阜利,使万物无不尽其极者也……或曰:苟有才智而行不善,则可取乎?对曰:……且管仲背君事仇,奢而失礼,使桓公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功。仲尼称之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召忽伏节死难,人臣之美也义也,仲尼以为匹夫、匹妇之为谅矣。是故圣人贵才智之特能立功、立事,益于世矣。”其《考伪》、《谴交》、《审大臣》诸篇也主张名实之別、不必重视舆论、不要纵容朋党等,呼应曹操的想法。类似的看法还有刘廙《政论.正名》:“故王者必正名以督其实,制物以息其非。”
故逯耀东先生在《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世说新语与魏晋史学》评:“他深深了解这批名士对当时的政治与社会所发生的作用与影响;以及他们互相标榜,臧否人物,不仅影响政府用人的权力,同时在社会上造就一批名实不符的浮华之士。如果曹操想建立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或更进一步篡夺刘氏政权,都必须先铲除这些出身于大家世族的名士……一再强调他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彻底否定了两汉才德并举的选举标准……因此,魏武三令并不是乱世求才的权宜之计,而是曹操透过用人制度,打击大族与名士的政策。”(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形名家,可参读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论稿及其他.读人物志》。)
法正说:“天下有获虚誉而无其实者,许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创大业,天下之人不可户说,靖之浮称,播流四海,若其不礼,天下之人以是谓主公为贱贤也。宜加敬重,以眩远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听罢后刘备便厚待许靖,这也同是曹操任用名大于实者的真正原因,故曹操可忍孔融十三年之久,著名花瓶还是要放几个的。

何夔任丞相东曹掾后(时间为魏公国建立前),向曹操进谏:“自军兴以来,制度草创,用人未详其本,是以各引其类,时忘道德。夔闻以贤制爵,则民慎德;以庸制禄,则民兴功。以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乡闾,使长幼顺叙,无相逾越。显忠直之赏,明公实之报,则贤不肖之分,居然别矣。”
所谓的“用人未详其本”、“时忘道德”,故“慎德”在先而“兴功”在后,希望重德的标准与“核之乡闾”统一起来。“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见《论语》卷八)何夔的建议其实也是儒家在德才问题上的看法。曹操虽称善,但并无记录具体的实施情况,这不奇怪,盖因曹操于建安十五年已下《求贤令》,“唯才是举”下“慎德”在后,与何夔的标准刚好相反。
王模、周逵两个陈群眼中的秽德,曹操在陈群封还教后仍用,结果他们皆坐奸宄诛。这确实是败笔,但別忘了也有亮点郭嘉,到底这些例子算不算曹操认为德行不重要呢?事实上曹操沒有完全违背东汉士风:
曹操闻郑浑笃行,把已渡江投靠华歆的他召为掾;孙礼更是因为孝,才被曹操免去死罪。“德行堂堂邢子昂”,其治下是“劝民农桑,风化大行”,更先后担任曹植家丞、太子(曹丕)少傅,把教育儿子的重责交予“至德之人”;征伐时留下有德行的张范和邴原,与曹丕居守,还对曹丕说:“举动必谘此二人。”难道曹操真的不“慎德”吗?
《三国志.荀攸传》注引《傅子》云:“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举贤,行无谄赎,谋能应机。孟轲称‘五百年而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命世者’,其荀令君乎!”才德兼备的荀彧更是曹操的左右手。其他诸如徐奕等则不再一一举例了。
《三国志.王昶传》注引《任嘏別传》云:“会太祖创业,召海内至德,嘏应其举,为临菑侯庶子、相国东曹属、尚书郎。”任嘏是以“至德”的名义入仕;“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曹操指的“至德之人”,任嘏不就是符合条件吗?郑冲个人私德不用多谈;就算是司马孚,若抛开司马家篡魏为晋的问题,个人私德方面也称不上有亏(注21)。《求才三令》颁布后这三人才仕曹,恐怕还应算是以“慎德”为标准入仕吧?
随著曹操领土的拓展,不断有新领地的士人加入,曹操也容许他们怀念旧主,赦免其死罪以嘉其忠。袁谭对王修、袁尚对田畴和牵招是有故吏的关系,故曹操纵下令,仍冒死弔祭、收敛。王修事后还出任司金中郎将、魏郡太守等要职;牵招马上被曹操举为茂才,又用其为中护军;田畴本不愿仕,曹操也不勉强,是与荀彧少数同为汉臣的。焦触率幽州诸郡投曹、杀白马盟时,唯独韩珩誓死不隨,这样不仕曹的忠臣,曹操还是屡辟招揽。
像军师成公英,当曹操抵掌问他:“但韩文约可为尽节,而孤独不可乎?”他下马跪答:“不欺明公。假使英本主人在,实不来此也。”遂流涕哽咽。只因故主已死才效命于你,曹操对这样诚实的答案,以“嘉其敦旧,遂亲敬之”来回应。
文聘也差不多,刘表儿子刘琮降,他纵不愿也只能同降。曹操问他何故来迟,文聘还真把心底话说出来:无法保守荊州,无颜见刘表云云,更欷歔流涕。曹操叹其为忠臣后,又不怕他投降予刘琦,并任用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边事”。题外话,南凉亡后此事也为尉贤政所援引:“文聘后来,魏武不责。邀一时之荣,忘委付之重,窃用耻焉,大王(乞伏炽磐)亦安用之哉!”(见《晋书.秃发乌孤附弟秃发傉檀载记》)
关羽更是典型例子,他自己也叹:“吾极知曹公待我厚。”是否发生如《三国演义》般的每天宴请、赠送金银美女大宅,不得而知。但关羽确实要立了大功,报答曹操方愿离去,结果发生白马刺杀颜良一事。曹操遣张辽询问并得知其去意后,叹了句:“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并沒有阻止他回到曹操眼中的另一为英雄───刘备阵营,他可还沒死,仍在与曹操一起争天下的。爱才之心,恐怕也只能这样认为了。裴松之在这事赞曰:“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实曹公之休美。”
忠于故主的忠义是个人美德,但不是所有主公也愿接受。曹操非但沒有贬抑他们,相反,是理解他们內心的矛盾和同情。像“以仁笃为一郡所归”的郭憲,他沒有交出韩遂,曹操叹其意志,与斩杀韩遂的阳逵等一同赐爵关內侯(见《王修传》注引《魏略》)。
“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不得志的王粲面对新主曹操,这马屁虽有点吹嘘,但蒯越、刘先、韩嵩辈,还是为其所用。这就是曹操用人的多样性,不论是马上倾向新主者,还是仍怀念旧主的,并不局限于“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

那可能有读者会问:“那曹操在选才方面,其实也与汉末群雄沒多大分別吧?都在用有德行的人如凉茂。那么,《求才三令》岂不是无明显实效?”
荀彧和郭嘉这两位见识过曹、袁二人治下景象的智者,其评论最有代表性,“唯才所宜”、 “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是其两人的共识,可见曹操一开始就是看重人物才能,一直坚持。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才性论的政治意义》也认为袁绍的尚名是汉代旧法,曹操的尚实是其唯才是举的反映;
曹操在《陈损益表》(见《艺文类聚》卷52)时,便说:“昔韩非闵韩之削弱,不务富国强兵,用贤任能”;重“功能”的思想,更在建安八年颁发的《论吏士行能令》已公告天下,只是爆炸性远远不如其后的《求才三今》:
“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所谓‘可与適道,未可与权’。管仲曰:‘使贤者食於能则上尊,斗士食於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於国则天下治。’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论者之言,一似管窥虎欤!”
《举贤勿拘品行令》提及的那些果勇力战、文俗之吏、负汙辱之名者,其实曹操一直在任用,而不是颁布《求才三令》后才推行,乐进、徐晃、毛玠、薛悌、郭嘉等便是例子:
当中容貌短小的乐进,肯定不是冠姓的他,却为曹操提拔于“行陈之间”;徐晃是从白波贼杨奉投降,可谓“取于亡虏之内”。这几位善战者,是曹操取才不问出身的例子。少孤贫的王观、单家吴质,再加上定荊州后召署“世单家”的隗禧(具体时间不明确)为军谋掾。他们虽不是奴隶出身如伊尹,但还是能说明曹操依旧不是只用著姓。如果要数出身最接近伊尹者,非“仆隶”王象莫属(注2),但还是为曹操任为县长,日后更为曹丕任命监修中国第一部类书《皇览》;
性刚戾,与人多迕的程昱、不治行检的郭嘉、负俗之讥的戏志才、酒徒蒋济(见《常林传》注引《魏略》),任中护军时有受贿传闻、杜畿简傲少文、本刘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故遭非议的陈矫、不修细行的裴潜等,他们全是有治国之才的智者。
韦诞在释除鱼豢的疑惑,答曰:“(王)仲宣伤於肥戆,(繁)休伯都无格检,(阮)元瑜病於体弱,(陈)孔璋实自粗疏,(路)文蔚性颇忿鸷,如是彼为,非徒以脂烛自煎糜也,其不高蹈,盖有由矣。然君子不责备于一人,譬之朱漆,虽无桢幹,其为光泽亦壮观也。”(见《王粲传》注引《典略》)其实也是曹操用有缺憾,但有文才者的小结。
诸人中,陈琳在《为袁绍檄豫州》臭骂曹操,可算是曹操的仇人,如同管仲(桓公贼也),但还是为曹操所用。这例晚至北宋,张方平上书救苏轼的文中提及五个被赦的:“季布亲窘高祖,夏侯胜诽谤世宗,鲍永不从光武,陈琳毁诋魏武,魏征谋危太宗”,望赵顼能和那五明主一样,“皆为曲法而全之”;类似例子还有曾为选部尚书的梁鹄,当年曹操欲为雒阳令而不得,日后更为曹操直接起用。萧方等在《三十国春秋》中便以刘邦(赦雍齿)和曹操为反例,怒喷刘裕:“安可以布衣之嫌而成万乘之隙也!今王谧為公,刁逵亡族,秄恩报怨,何其狭哉!”(见《资治通鉴》卷113晋安帝元兴三年)
建安末(应该是十五年以后)仕曹的桓范,刚毅的他日后与徐州刺史争屋时,居然想引节斩杀郑歧,才德兼备肯定称不上,但这又反映了曹操还真是继续招揽私德虽有亏,但有才华之士,因司马懿在正始之变时能称他为智囊(採《资治通鉴》引用的《曹爽传》注引干宝《晋纪》版本)。
上述诸人若以当时世俗目光和标准(以德取人),名声有缺者在常态下是不会受重用(详见《汝、颍多奇士》一章)。曹操的不同之处就是敢用这批人,正好显出他的非常态。事实上任用一些德行虽有亏,但有真才实干之辈,也不仅仅是曹操的意愿。荀彧就身体力行,所荐的包括戏志才、郭嘉、杜畿。
杨沛就是曹操、曹丕父子在这问题上的活生生例子:他在曹操迎汉帝时献粮,为曹所喜,并以天子诏命徒其为长社令。真正为曹操“以为能”,是他杀不肯征调如法的曹洪宾客一事。在三郡有治迹的他,但因与督军争斗而获刑,但曹操要整治邺,就联想起杨沛。再对比“黄初中,儒雅并进,而沛本以事能见用”,曹操死后就从京兆尹转为议郎,“冗散巷里”。由此可见,在汉末他未必可受重用,犹幸为曹操赏识。
量化统计《求才三令》后的仕曹人数(不包括关中之战和平汉中后所降或当地汉官):桓范、鲍勋、颜斐、苏林、卢毓、王昶、任嘏、朱建平、司马孚、郑冲、郑袤等人入仕,当中大部份人是以曹操诸子的属官身份仕曹。高堂隆因泰山太守薛悌与郡督军争论期间,他按剑叱责督军后自去职,建安十八年才又为曹操召回,任丞相军谋掾。他们当中在日后能称得上为魏股肱之臣有王昶、司马孚、高堂隆、卢毓、郑冲、桓范等,故不能说完全沒有成效,还不如说为日后做了人才储备。
建安十五年后杀的人才也不少,诚然,抛开吉本和魏讽这些谋反案,娄圭一句“当自为之”(注24),纯属找死。崔琰和毛玠案则与争太子有关(注22),这三人相近之处,恐怕就是冒犯曹操的君主权威。统一中原的曹操已不再是当年遭群雄包围的那个曹操,那时的他可容忍孔融和祢衡,但已僣用各种天子礼仪的曹丞相、魏王,刘协尚且如此,何况臣下呢?
杨修之死是鉴于袁绍和刘表的前事,既已确立曹丕继位,要么就像诸葛亮劝刘备那样借机杀掉养子刘封,要么杀掉曹植的党羽,“且以袁术之甥,虑为后患”,杨修之死就不可避免。曹操纵不杀,杨修恐怕也只是步丁仪兄弟的后尘(为曹丕所杀)。
至于荀彧这首席功臣,在以魏代汉的问题上发生分歧,他也[适时]的死亡后,曹操就复九州、为魏公,这是另一个问题:能否为曹操所用成为新王朝的臣子?不能的话,基本只余下死或黜两条路。君主求的才,恐怕大多要求能伴他一起夺权和別冒犯他,若说《求才三令》为退步的话,还不如说当年相对弱小的曹操多一点包容(王道或霸道取向的士子、狂士的嘲讽)。

因应战乱时的经济及军事需要,曹操其实也实行士家配婚,一项严重冲击礼法的政策(详见《都督制的萌芽与士家制的形成》一章),所以《唯才三令》并不是曹操单一、孤立的措施。 最后以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的评论做总结:“曹操为了恢復统一和集权的秩序,针对汉代尚名背实,朋党结交的选举之弊,提倡‘唯才是举’,主张‘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他以轻邈态度对待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不容许有和朝廷相对立的政治集团,也不容许利用所谓乡里清议来干扰朝廷用人之权。这样一个统治政策和用人方针曾经取得显著的效果,而且还延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20.司马昭弑曹髦一事上,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魏晋南北朝君父先后论》评其坏影响:“以一个标榜儒学统治的人一旦取得统治权必然要提倡儒家的名教,但名教之本应是忠孝二事,而忠君之义在晋初一方面统治者自己说不出口,另一方面他们正要扫除那些忠于魏室的人,在这里很自然的只有提倡孝道,以之掩护自身在儒家伦理上的缺点……王祥除掉孝行以外毫无事业可称,何曾、荀勖在历史上更是奸妄之徒……掩护了一切缺点乃至丑行,何、荀自身是这样想。”
21.起自寒微,卓尔立操,清恬寡欲……动必循礼,任真自守,不要乡曲之誉,由是州郡久不加礼。及魏文帝为太子,搜扬侧陋,命冲为文学……冲以儒雅为德。《晋书.郑冲传》
性通恕,以贞白自立,未尝有怨于人。陈留殷武有名于海内,尝罹罪谴,孚往省之,遂与同处分食,谈者称焉。魏陈思王植有俊才,清选官属,以孚为文学掾。《晋书.安平献王孚传》
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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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7-23 00:59:0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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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流向
曹操领谯、沛子弟兵争天下,起家于兖州。迎汉帝后荀彧引荐的大批颍川籍士人投曹(详见《谯、沛子弟兵》、《兖州风云》和《汝、颍多奇士》三章)。前两者不但经历与吕布的兖州争夺战,也和后者共同参与了以弱胜强的官渡之战,忠诚不用怀疑。后两者又有不少的治民之才,故兖、豫两州在霸府、魏国占主导地位(详见《首创霸府模式》一章)。军权方面牢牢掌握在诸夏侯、曹,及帝乡谯籍的手中。投靠曹操的兖州籍豪强、宿将也有部份兵权,他州沒有形成明显的集团;
刺史方面,和丞相府的情形一样,司隶籍人士在数量上占优,豫州跟随其后。兖州籍如果排除投降的刘琮和青徐豪霸臧霸与孙观,并沒有比徐、并、幽三州有多少优势。当中,冀、青、凉、扬、雍、益六州并沒有刺史,四边州沒人选不奇怪,至于冀、青二州,那是能用为边疆大吏的人选,曹操另有安排:青州国渊这留府长史一定程度上也能视作统管后方的大员;有德之士的冀州邢颙,黄初时任司隶校尉表明他有这能力。曹操曾用其为东曹掾、太子太傅,那是负责人员调迁和教育储君的重责。像太子太傅,曹操也用曾任左军师、魏国尚书仆射的凉茂担当。


不包括仍未得实土前任职的青州刺史李整、冀州牧贾诩和董昭、益州刺史杨阜;徐州刺史车冑、并州刺史张陟、益州刺史赵颙、豫州刺史吕贡、荊州刺史傅群和胡修籍贯不明

迎汉帝后,曹操的领地扩展至徐州、淮南、河北、荊北、关中、汉中,除汉中郡偏隅一方人才本少外,其他各区曹操也不断吸纳人才出仕,包括曾避乱江东或辽东的回乡者:
徐州因战乱的关系,当地人民大多渡江避难江东仕孙,像张昭、诸葛瑾、步骘、张纮、严俊、鲁肃、吕岱等,更有部份人如诸葛亮,南下荊州;刘备得徐州后有部份人誓死追随如糜竺,因此曹操所得之徐州,就人才角度来说,基本被挖空,要等下一代长大(如诸葛诞),始有一批人才输出。在沿用徐州官员如陈登的基础上,把目光对准回归士人是曹操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借皇帝之名强征天下名士王朗回中原;徐奕、陈矫、徐宣虽受孙策礼辟但不为所动,选择回乡而为曹操所用;刘勋被孙策夺庐江,无家可归而投向有旧的曹操(应连同其兄与兄子刘威)、灭袁后不杀的陈琳,也算是另一种方式的回归。(陈群认为秽德的周逵、御史大夫府所辟的缪袭是否从外地归来者,无法考证)
起兵初期有会稽人周喁为军师(见《三国志.孙破虏传》);曹占扬州仅有九江(因国王的关系,曹魏时又名楚国、淮南)与庐江(吕蒙在建安十九年陷皖城后,仅余下北部)两郡,而且长期有山贼盘据(可参考《三国志.刘晔传》),就算是建安十四年,仍有陈兰、雷绪等人为乱;选择南下渡江不回来的有周瑜、蒋欽、周泰、陈武、丁奉等。曹操在这情况下,也招揽了刘晔、蒋济、胡质等五名名士(见《刘晔传》注引《傅子》,也许包括蒋干);典农官则有谢奇、仓慈。其中胡质,还是曹操主动向蒋济询问胡敏有沒有子孙,算是其主动发掘;西曹掾属陈群也举荐了丹杨人戴乾,吴人叛时他“忠义死难”,也收留了被孙权所杀的会稽人盛宪之子盛匡。若再查卢云先生的《汉晋文化地理》表六,九江士人数为零、庐江为六的情况,淮南仕曹者确实已不算少。

郭嘉曾向曹操建议:“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渐臣使之,以为省事掾属”。本欲收天下之士的曹操当然纳谏,其司空府的掾属中,尽管只有邢颙一个冀州籍人士,数量如此少乃因曹操兼任的冀州府用本州人:曹操任崔琰为別驾、崔林为主簿、牵招为从事,其后他们皆转入霸府,还有沐并、时苗和韩宣的加入。魏国建立后也加入了张登和刘劭(可能包括李孚);武将方面,除了袁绍早年遣往助曹并留下来的朱灵外,还有官渡之战时投降的张郃、争河北时归顺的张燕。
青州士人大多渡海往辽东避难,如管宁、王烈等在曹操生前未能归来;也有随同刘繇至江东后留仕孙氏:孙邵、是仪、太史慈、滕耽等。在这情况下青州士人犹能与兖、豫、司外的其他州抗衡,因为齐地的文化根基:查表五,北海人士著书数量为列全国第二,这数目还只是略逊于兖州全州(全国排名第四)、稍多于荊州,由此可见其文化水平之高!汉魏之际时,不但有管宁这样全国性知名人士,更有对经学影响深远的郑玄。故青州不但有“军国选举及刑狱法制皆使决焉”的丞相军师华歆,还有曹操称“铁之利足贍军国之用”、“以军师之职,闲于司金,至于建功,重于军师”的司金中郎将王修、曾典屯田和当丞相留府长史的国渊、征事邴原、军谋祭酒掾属徐干和相国东曹属任嘏;地方郡吏有周宣、刘节,由此可见,青州士人多占重要职位(陈群认为秽德的王模是败笔)。其中王修不但曾仕袁绍,还犯死禁替故主袁谭收敛,其忠让曹操义而赦之。
赶跑高干后正式占领并州,当地士人的籍贯延续东汉时的情况(查表六),以太原郡占有压倒性优势,除浩周为上党人外,郝昭、孙资、田豫(注26)、温恢、令狐邵、郭淮、王凌和王昶全是太原人。凭本传记录来看,除令狐邵外,他们大部份人沒有仕袁的记录;曹操时恐怕就扬州刺史温恢和五子的张辽能称得上较高位置,他们晋升至显职也是曹睿、曹芳时的事。
官渡之战时,已有刘虞的旧部鲜于辅、阎柔和田豫投曹;曹操吞并河北之势已现时,则有刘放、王松、孙礼、徐邈(或许还有齐名的韩观)、李立、高诱和隐士田畴仕曹;卢毓则应是建安十二年后入仕。鲜于辅投曹形成对袁绍的后方骚扰,犹如雪中送炭,地位最高,乃《劝进魏公笺》唯一有名的幽州人。
河北四州中,以冀州人士较多,但当中以崔琰和张郃两个袁氏旧臣、邢颙能称得上重用,但对比青州的国渊、王修和华歆,稍有不及。原因恐怕要从东汉文化地区说起:
冀州人口虽多,但这不代表所提供的人才,在学识和才干上足以在史书留下名字。冀州人士在曹操霸府沒有显著优势,其实不过是东汉和西晋的缩影。山涛任刺史时,“冀州旧名克俗,略无人士”(见《太平御览》卷256引王隐《晋书》);解结问僚佐:“河北白壤膏粱,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为中正?”陈頵无法否定沒贤才的事实,只能推说冀州沒山林让贤士隐居。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九品中正制试释》评论:“三品似乎在上品之列,西晋初期似尚如此,但当时三品已不受尊重,以后一律算卑品了。”故解结这话是嘲笑河北人才不多,大多只能以三品者为中正。如果是单指幽、并、平三边州的话,不奇怪,沒这么多二品,但冀州也是包含在河北范围內的。
查表十三,西晋士人籍贯总数只是排在司、豫、徐、兖、扬州之后,排名虽属中上,但如果扣除魏时始划分于冀州的平原,不但瞬间落在青州之后(即使加回已被划分至司州的四郡),且只是对比并、雍、荊和幽四州有少许优势。当然,还是远多于凉、益、秦、平等边州。这倒印证了解结的话不是无的放矢。
这现象可不是仅存在于西晋,翻表六,冀州总人数居然只是比并、凉、幽、交四边州为多!刘秀起家于河北,但东汉一朝士人数目却是如此之少。如果再结合表五(东汉时期各地所出书籍分类统计表)、表七(东汉时期私家教授规模与分布统计表)、表八(东汉时期五经博士籍贯统计表)和表九(东汉时期三公九卿籍贯统计表),可知冀州根本称不上是东汉的学术中心。
曹爽集团何晏的《冀州论》,正如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清谈与清议》的推测:“正当司马氏与曹氏斗争之际,他有意贬抑冀州以打击司马氏。”因为建安十八年恢复的古冀州,河东、河內二郡和幽、并二州包括在內,故何晏的打击对象恐包括司马懿党的刘放、孙资、卢毓、孙礼等。卢毓也作《难冀州论》回应,他俩的不平可能是由此而起。
同乡之间是更容易建立关系,但司马懿功勋渐立,与当朝大臣建姻亲(还有王肃、羊祜),加上旧部关系下(比方傅嘏、郭淮、王昶、邓艾、胡遵等),打破州与州之间的界限。司马懿父子巧妙的拉拢互有矛盾的亲曹派,逐个击破。比方并州王凌和令狐愚、冯翔李丰和张缉,恐怕就从沒联络过河东的毌丘俭和谯国文钦。
冀州名士之首的崔琰和其好友毛玠,因卷入太子之争而为丁仪兄弟所间(注22),终以死黜告终,对冀州士人的信心肯定有所打击,但到底有多大呢?史书大多以“建安中”、“丞相掾”这样拢统的时间和官籍来记录,要确定崔琰死后那三年的影响,太困难了,比方许允父许据,他也有可能在崔琰死后出仕。
放宽至曹丕时?据黄炽霖先生在《曹魏时期中央政务机关之研究───兼论曹操与司马氏对政制之影响》附表三十七的统计,能查明籍贯的新入仕中央官员,不计算诸夏侯、曹,也把名臣之子钟毓、刘靖排除的话,有庞德公(按:应是其子庞山民)、因孔子后人而进的孔乂、两个因后家关系的孟康和卞兰、归家无门的黄权。孟康虽确实来自冀州,但参考作用已不大。全国新进仕人也不多的情况下,根本也无从评估崔琰之死的影响。
相反,魏晋之际时冀州也不乏忠于曹氏者:尚书王经明知必死也抱曹髦尸身,乃魏之忠臣、中领军许允不投向司马氏,亦被司马师远徒乐浪时饿杀(注23);相反,兖、豫二州士人也有倒向河內司马氏的:因为高干的关系而不被曹操视为心腹的高柔、因荀彧之死和有姻亲关系的荀顗及荀霬、有故吏关系的王观。

司隶校尉的辖区为三河(河南、河东和河內)、三辅(京兆、扶风、冯翔)和弘农七郡,但各郡不是同时并入曹统区。晚至钟繇为司隶时,河南及弘农已为曹操治理;与吕布友善的河內太守张杨死于內乱,建安四年曹军斩眭固、董昭劝降太守缪尚,曹操以魏种为河內太守。官渡之战期间有否易手虽不清楚,但晚至建安十年时,应与河东同时归曹直辖;献帝东逃时王邑已是河东太守(见《后汉书.董卓传》),但他只是汉官非曹操直系。高干来攻时,曹操以朝廷诏纸强征王邑入朝,并以杜畿代替;关中之战前,曹操是在三辅有影响力,也可任命为当地县令如张既、李义和吉黄,但击破马超、韩遂等后,还要应付梁兴等的余波,直至杨阜联同州中诸人为韦康复仇、夏侯渊出击赶跑卷土重来的马超后,三辅始算草定。
弘农杨彪、京兆脂习随汉帝西迁长安后,又东逃回洛阳,最后随刘协一同至许都的汉官,但称不上得到曹操的信任。曹操借口杨彪与袁术有婚姻,劾以大逆把这太尉拉下马。脂习不惜违令替好友孔融收尸,虽获曹操赦免,但也沒授予重任。吉本之乱起因是汉臣欲讨曹,而金祎、耿纪、吉本他们都是三辅人,是否又是关东和关西的矛盾呢?应该不是,因为曹操是重用杜畿、张既和李义的。还不如说是因为金、耿二人为汉臣家族的背景,联络忠汉的同乡(详见《挟天子以令诸侯》一章)。细分至各郡:
曹操得兖州时已有河南任峻和张奋(讨董时)、河內韩浩;经历董卓之乱、李傕和郭汜相攻,司隶人民逃的逃,死的死(见《后汉书.董卓传》)。像河南人郑浑和郑袤南下避难于豫章,曹操闻其笃行召为司空掾,郑浑可算是司隶入仕者的缩影(避难各地后为曹操所辟)。河南人杜夔则是曹操平荊州后始仕的代表之一,但像征崇(见《三国志.程秉传》),那是避难江东后再不回中原的例子。局势稍为安定后,像弘农董遇、杨修、河南郑冲、郑袤,从各种选官途径仕曹;河南潘勖、弘农董芬(见《典论.论郤俭等事》)无法确定时间。
曹操与白波贼争天子时,杨奉弃部下不顾而南逃,余部投降,当中包括徐晃。迎汉帝后,曹操辟卫觊为掾属而王邑沒有如辽东般的阻止。郭援攻河东,纬邑长贾逵城破被俘,逃狱后而为曹操所用。当杜畿为太守后,用当地儒师乐祥兴文教。这四人就是曹操在河东用人过程的缩影(安定太守毌丘兴不知何时投曹)。
河內人民则大多选择避乱于并州(常林和杨俊),当曹操灭高干后,他们便为并州刺史梁习所荐(王象和荀纬恐怕也是避乱于并州);司马氏(司马懿、司马孚)则是在河內完全为曹操控制后出仕(司马朗无法确定具体入司空府的时间);张范、张承兄弟从长安出逃,辗转流浪至扬、徐,终为丞相曹操所用;南逃荊州的如司马芝,在曹操得荊州后入仕。出自兵伍、后历郡守的审固学有所成,当是杨俊为南阳太守之时。
迎汉帝途中有新郑长杨沛的投靠;三辅人民逃往荊州避乱一时后北还的,如杜畿、王忠;像曹操平荊州后始仕的如隗禧、窦辅、赵戬。还留在当地的,尽管关中战后三辅始为曹操直接治理,但之前他们还是名义上为汉臣,或受司空曹操所辟如张既;或因上计吏被拜为中而留任京师如韦诞;或受钟司隶起用:严干拜为议郎,还参州事,在讨郭援和捕高干一事中建功,封武乡侯、迁弘农太守。要知道如非归降诸侯,功如荀彧也只是亭侯,乡侯可是与曹操的左右手夏侯惇同级的。李义当上计吏赴京,后被起用还为平陵令,终至魏国尚书左仆射的显职。还有历二县的严苞、河东郡临汾长吉茂。

刘琮降前,荊州籍人士已有:李通率众来投、为刘表所驱的娄圭、官渡时从袁绍投曹的许攸、因兄被杀奔曹的刘廙、裨将军吕横海、议郎谢该。这六人完全谈不上进入中枢系统,荊州籍人士大批入仕乃平荊州后的事。
荊州那批降臣,要么像蔡瑁、刘廙、韩暨般进入丞相府,要么像蒯越、韩嵩、邓羲等入为汉官,部份为诸卿以示礼遇。文聘则为江夏太守,委以边事;文颖则为甘陵府丞(见《汉书敍例》)。还有不仕刘表但为曹操所用的如桓阶和刘巴;刘备在荊州时甚得民心,得知刘琮投降后奔江南,“荊、楚群士从之如云”(见《三国志.刘巴传》),但还是有留下来的如庞山民;房陵太守蒯祺无法确定是否曾仕刘表。平汉中后有南阳李休(李胜之父)随张鲁降。奋威将军邓展和南郡太守习授的仕曹时间则不明。
当中,刘先入魏国为尚书令的同时,桓阶为吏部尚书,绝对的重臣;如果把劝刘琮降曹的客籍人士算上:侍中王粲、尚书傅巽,荊州系虽不是形成一个普遍受重用的团体(对比豫、兖二州),但称得上在曹营中占一席之位。
许攸是恃功生娇,曹操可容忍一次,但累次的话,恐怕就不是所有君主都能接受,这与其籍贯无关;娄圭在荊州时已与刘表兵戎相见,故曹操不使其典兵,“当自为之”(注24)不就是欲取代曹操吗?说出这样大逆的话必死无疑;张泉、王粲二子、宋忠子、刘廙弟刘伟也卷入魏讽案中,在成因和动机不太明确的情况下(注19),他们与曹操的矛盾是否来自于不受重用?和东郡朱越一样,无法判断。
边陲的凉州、汉中的人才质量,显然不可能与冀、青、荊三州相提并论,这一点可从东汉、西晋士人列传数量得到印证,何况河西五郡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详见《张既传》、《苏则传》),关中始定则是曹丕后魏军灭山贼郑甘、卢水叛胡后的事(见《三国志.郭淮传》)。另一方面,诸葛亮在一伐时得知其好友徐庶、石韬任职的现况后,慨叹:“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这又说明魏人才之多,新入职者能填补的空缺有限,这是另一个客观原因。
段煨讨斩李、郭后入朝为安南将军。张绣和贾诩倒向曹操,他们可是最早仕曹的西州人(孔桂无法确定时间)。平荊州后,北地大族傅巽仕曹;关中之战结束后,不但有杨秋的投降,也有成公英、阎行等前关中诸将的下属,以及从名义上是汉朝的雍、凉二州之官员如韦康、郭憲、阳逵、游楚、苏则、庞淯、阎温、张恭、杨阜、赵昂等始正式仕曹(傅干、薛夏、霍性无法确定时间)。
占领汉中后又有巴西阎圃、李伏(见《三国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李休、三巴酋(杜濩、朴胡、袁约)、李虎(李特曾祖父,见《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李特雄期寿势志》),以及关中军的河东程银和侯选、南安庞德等随张鲁降;东三郡的申耽、申仪兄弟应是其后不久也归顺。庞德不但是马超旧下属,其从兄更在蜀汉,但曹操闻其骁勇,拜其为立义将军。庞德也说过:“我受国恩,义在效死。”结果他是说到做到,“宁为国家鬼”宁死不降关羽。
益州错失最大的人才恐怕是踌躇满志而轻待的张松,导致刘璋与曹操绝。假设张松自愿当响导或刘璋自服,正如裴松之所评:“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改变三国鼎立,不无可能。

《博物志》卷五曾列出魏王所集方士名单:上党王真、陇西封君达、甘陵甘始、鲁女生、谯国华佗字符化、东郭延年、唐霅、冷寿光、河南卜式、张貂、蓟子训、汝南费长房、鲜奴辜、魏国军吏河南赵圣卿、阳城却俭字孟节、卢江左慈字元放。
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史(修订本)》第一卷第三章第一节:“曹植在《辩道论》中说得很清楚:‘本所以集之于魏国者,诚恐斯人之徒挟奸宄以斯众,行妖隐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岂复欲观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海岛,释金辂而履云舆,弃六骥而羡飞龙哉?自家王与太子及余兄弟,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但按曹植这个说法,似乎曹操全无向往神仙的思想,这就未免言过其实。不过子为父隐,也是情理中之事。在说明曹操招引方士的目的上,曹植的话是十分中肯的。”这段话其实同样适用于张鲁众身上:集中在邺并结婚姻、授官爵。
曹操确实沒有鬧出像徐市(即为秦始皇发数千男童女入海求仙的徐福)、栾大(被汉武帝拜为五利将军、封乐通侯、妻卫长公主的神棍)的劳民伤财与笑话,也沒有孙权封王表为辅国将军、罗阳王的荒唐,更发生了曾在河內擒神人宋金生,终被曹操行军法处置之事(见《太平御览》卷337)。

如果对比东汉的士人籍贯,豫、司、兖三州仍然维持强势的同时,荊、益、扬、徐四州却同时沒落,那是因为大批士人迁往蜀汉和吴,荊州可再加上南阳不再是帝乡这理由。青州情况稍好,只因有不少从辽东回来。
如果说曹操有意识的尽量起用各州人士,各州差异只是延续东汉以来的情形的话,曹魏一朝(曹操外的五帝)可是把各州的差距扩大。排除帝都因素,有些地区至西晋时已明显大幅滑落如三辅,这个情况则是曹操以后才发生。
横向比较,曹操并沒有发生袁绍父子般冀州与汝颍籍的争执;把目光对比同期的孙吴(蜀汉只有一州之故,对比无甚意义),刘璋之子刘阐刚好只是江夏人;黄盖是从孙坚开始已仕孙的宿将,孙权始得荊州后,实则只有潘浚一门和郝普(皆从刘备投降而归)、赵咨(见《吴主传》)、李肃(见《三国志.步骘传》)、习温(见《襄阳耆旧记》卷一)、张悌、桓彝(见《三国志.孙綝传》)、李衡(见《三国志.孙休传》)、孟仁(见《三国志.孙晧传》)、滕修。虽然南阳、襄阳为曹魏所占,但如同陶新华先生在《孙吴政权中荊州士人稀少的原因试探》中所讲:“但类曹、刘那样争取荊州士人的举措却不多见。”孙吴一朝的荊州人入仕情况,更突显出曹操吸纳各州人士的相对平衡。




卢云先生订立的士人标准:
(1)明确记载受过教育,或从事官私教授,或者有所著述者。
(2)汉武帝以后在中央担任各类文职者,如三公、九卿、尚书令、中书令等。
(3)东汉中期以后的世家大族子弟。
(4)其他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

徐州不完全统计,东海:王朗、王肃、王恽、缪袭
下邳:陈珪、陈登、陈肃、桓威
琅邪:徐奕、徐统、卞兰、王雄、诸葛诞、诸葛靓、诸葛绪
彭城:吴纲
广陵:陈矫、陈本、徐宣、陈琳
这个统计其实不包括在蜀汉与吴的流寓人士,所以人数是可以再增加的。

22.崔琰、徐奕,一时清贤,皆以忠信显於魏朝;丁仪间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诛。《三国志.徐奕传》注引《傅子》
时丁仪兄弟方进宠,仪与夔不合。尚书傅巽谓夔曰:“仪不相好已甚,子友毛玠,玠等仪已害之矣。子宜少下之!”《何夔传》注引《魏书》
崔琰公开支持曹丕为太子,曹植党羽找借口让崔琰被撤是意料之內。杨训事件不是致死主因,真正的原因是服刑期间还能门庭若市。若参考贾逵入狱婉拒狱吏的好意,坚持著械,被巡查后复职一事,可知曹操不容忍的是服刑期间不乖乖受罚,还对著干的态度。门庭若市的人应该是以河北人为主体,曹操此举等同杀一儆百,警告他们不要视《整齐风俗令》如无物。丁仪乘胜追击攻击毛玠,大概被归到朋党,结果以废黜告终。
23.余嘉锡先生在《世说新语笺疏.贤媛》“许允为晋景王所诛”条中解释:“故师虽疑允;亦无可发怒,乃令出镇河北,慰谕使去,欲以军法诛之耳。阮氏明智,知其将然。故曰祸见于此也。”、“道死之与幽杀,亦自不同。考《魏志.毋丘俭传》注引俭及文钦等表曰:‘近者领军许允,当为镇北,以厨钱给赐,而师举奏加辟,虽云流徒,道路饿杀’……或疑俭等之表,出于仇口,欲著师之罪,未必不故甚其辞。然《世语》此条本之孙盛《魏氏春秋》,亦云:‘允为景王所诛。’裴松之《齐王纪》注据《夏侯玄传》及《魏略》以考允事,而云:‘允收付廷尉,徒乐浪,追杀之。’不用道死之说……鱼豢、陈寿,多为时讳,亦不敢著其实。傅畅书著于胡中(见《魏志.傅瑕传》注),无所避忌;孙盛书则作于东晋,为时已远,故皆得存其直笔耳。”
24.初平中在荊州北界合众,后诣太祖。太祖以为大将,不使典兵,常在坐席言议。《崔琰传》注引《魏略》
娄生(应作圭)为刘表所围,圭饮食健儿数百人,人赐银一斤,使击表。《太平御览》卷812引《吴志(应作书)》
后与南郡习授同载,见曹公出,授曰:“父子如此,何其快耶!”子伯曰:“居世间,当自为之,而但观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见诛。《崔琰传》注引《吴书》
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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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创霸府模式
霸府,泛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权臣建立的府署机构,借此控制皇帝与朝廷,如刘裕的霸府(见《梁书.徐勉传》)、曹操的霸朝(见《晋书.袁宏传》),效果就是“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见《后汉书.荀淑传附孙悦传》),终成王业。日后权臣如司马颖,“制度一依魏武故事”,就说明曹操创立的若干制度已成为后人的模办。《中国历史大辞典》对霸府的解释为:“指魏晋南北朝时期控制朝廷,作称帝准备的权臣的府属。”
曹操行奋武将军时已建立其军府,并委以下属任职属官来处理军政,例如以夏侯惇为司马。被推举为兖州牧后,曹操又辟兖州人士,任职其州府治民,如毛玠出任治中。将军幕(莫字通假幕字)府和州郡府同时运作,军政大权全在己手,为汉末一众群雄的普遍现象。就算曹操贵为司空、丞相仍兼任冀州牧,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力,像刘备更是兼任荊、益二州。
京师的五校尉才比二千石(见《续汉书.百官志四》),但刘焉设前、后、左、右部司马,擬四军统兵,位皆二千石,(见《华阳国志.刘二牧志》)秩如太守。由此可见,汉末时群雄早已违汉制,增加大量军政属员吸纳人才和处理事务,曹操当然也不会例外,迎汉帝前已让毛玠担任幕府功曹。
东汉中叶基本就是外戚与宦官的交替,三公在朝中所应发挥的功能顿减,如何扭转政治腐败、汉亡之势?汉尚书郎仲长统在《昌言.法诫篇》中,明确提出强化三公的职权来整顿朝纲:一开始便提及秦与西汉的丞相,和分析东汉后党乱政乃“光武夺三公之重”、“未若置相自总之”,可认为他不反对有才之士出任复置的丞相,这就是曹操霸府的民意基础。
移帝都许后,汉朝的三公诸卿、尚书台仍然运作,但另一方面,曹操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因奉迎天子的关系,其府署机构才有別于一般的军阀:可代表国家这个质的变化,让曹操可把自己的府署,过渡至魏王朝的班底。曹操在官渡之战前也颁行过《为徐宣议陈矫下令》,但开始颁行大量的令,以取代刘协的诏,则是从建安七、八年左右开始,军国书檄多由陈琳、阮瑀、路粹所作,秘书令、监的设置就是由此引申出来,这也是霸府一大特色。
国家权力双重结构下的曹操霸府可分三个时期:司空府(又可细分许都和邺城时期)、丞相府(魏公国建立后作用有所下降)、魏国。曹操废三公复置丞相,司空府不复存在;但曹操为魏公后,丞相府仍然存在;占冀州后曹操让还兖州,其府基本沿汉制用本州人(崔琰为別驾、崔林为主簿、刑颙和牵招为从事;幽州人卢毓应该是建安十八年后为主簿),这又是各府间的分別。
终身为汉臣身份的曹操下属沒几个:荀彧、田畴。曹操曾欲因功表汉帝让荀彧为三公,假设荀彧接受,当时司空为曹操、司徒为赵温的情况下,荀彧只能当三公之首的太尉。他辟除拔士的话,他又建立了一批故吏。位比主公高又能建立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这意味著甚么?荀彧根本不可能接受。
由于汉帝的存在,所以孔融能与曹操同在朝堂之上,但他们与曹操的理念越走越远,终有孔融被杀、荀彧死后曹操才推行其所反对的复九州和魏公之议。新旧皇权嬗替之际,政治主张不同的总归要走,这就是从司空府至魏国的过程。
许都最后只变成汉帝与汉官所在的名义上汉都,邺城已成为实际政治中心。吉本乱后,曹操召汉官询邺就是最好的说明。

司空府府属表

一、军祭酒袁涣在曹操回王修的信中被简称为袁军师;陈寿记王粲为军谋祭酒,王沈却记作军师祭酒;《太平御览》卷467引《魏志》,郭嘉被记作军谋,本传却是司空军祭酒。故《劝进魏公笺》中的王选前那祭酒二字,应是衍字。《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三年的军师祭酒不可能加个顿号,因为《荀攸传》明确记载他为军师是在建安三年以前,而不是当年。
二、《续汉书.百官志一》云:“《汉旧注》东、西曹掾比四百石,余掾比三百石,属比二百石……《汉书音义》曰:正曰掾,副曰属……《汉旧注》公令史百石,自中兴以后,注不说石数……其余令史,各典曹文书。”

曹操的司空府职能,肯定是杨秉口中的“汉世故事,三公之职无所不统”,其规模还有所扩大。嵇含曾对司马乂说:“昔魏武每有军事,增置掾属。”这句更点出了亲自领军征伐四方的曹操,其司空府、丞相府的特色:《崔琰传》云:“涿郡孙礼、卢毓始入军府”,孙礼为司空军谋掾,即代表陈寿称司空府为“军府”。曹操除加入参司空军事(注25)外,还创置了军谋祭酒、军谋掾两职。《续汉书》记录的公府和州府的府吏,当中不包括从事中郎这个幕府的高级幕僚,但《襄阳耆旧记》卷一记蔡瑁为魏武的从事中郎、司马,只能说是曹操这异于常制的霸府府吏,为日后魏晋公府增设从事中郎开了先例。
张军先生在《汉魏晋军府制度研究》第三章第二节总结:“魏晋以后所实施的加兵公制实质上是公府的幕府化的结果。如我们前面所论述,两汉时期幕府与公府的差別逐渐缩小,中央的执政将军握有处理国家的军政大权,地位崇高,其府虽保持著幕府建制,但只是直属官长史、司马、从事中郎等职僚的存在保持著幕府的角色,而在实际上担任日常政务的诸曹已与公府无甚差別。汉末狼烟四起,将军号迅速增殖,军府遍布于各地。曹操以奋武将军起家,以将军兼领州牧,之后‘挟天子以令诸侯’,位居司空、丞相而拥有军政大权,其司空府、丞相府实质上与军府无异……魏晋以降,以居于中央的公的位望而领有军兵这种形式应是曹操霸府所确立的……参军制度后世军府也广泛采用。”
“百官总己以听”(见《献帝纪》)的曹操从建安二年开始,就不再朝见汉帝(见《伏皇后纪》),故攻下冀州为霸府模式注入了另一个新要素:霸府不一定同在旧朝首都內(对比起一些实力和威望相对较弱的权臣而言),权臣可异地遙控朝廷。尚未得邺(建安八年)之前,曹操出征后是“还许”,但自从杀袁谭、逐袁尚后(建安十年)开始,曹操不再是“还许”而是“还邺”,这是其司空府已迁邺的明证。邺有漳水之利,这是河北平原大力发展农业的基础;西有太行之险、南有黄河屏障之余,交通便利,此为邺城累成魏晋南北朝首都的原因。
迁邺后,虽然刘协对曹操的制肘下降,但曹操对汉廷的监视力量也同样下降,置留府长史是解决办法,但例子只能见于丞相府时(王必),司空府的例子欠奉,故不排除此时还未实行。
但量与质的再突破是发生于建安十三年,曹操废三公,置丞相之后。据《续汉书.百官志一》所记,司空府吏员不过七十余人,尽管曹操的霸府应超过此额,但总是有点名不正;据《汉旧仪》卷上所载:“武帝元狩六年,丞相吏員三百六十二人”,增幅为五倍多之钜!曹操不但善用这些名额(下表人员暴增便可知),又同时新置了理曹掾这些属官。

丞相府府属表

一、魏制中军师到底算不算府吏,这问题首先要把特例排除:军师本身就是本职,所以卫瓘这以本职行镇西军司,并监视伐蜀军的,不被考察;辛毗这个有节的军师,也只是为赴五丈原才任大将军军师,事后复还为卫尉,也谈不上是常例。或有人提出大司马军师赵俨可能有节,监荊州时的节早已因入朝复为尚书而失掉,同样的例子有陈泰:为尚书仆射后,复假节都督淮北。赵俨这个监诸军事的首例,本身就沒有将军号,可见还沒有制度化,所以其后监豫州也沒提及有节。
曹操诸军师中,有一直为府吏的毛玠,也有从守相转为曹丕府吏的凉茂。侍中守司隶校尉的钟繇因建安十八年正月复九州,司隶被省后改任前军师。但这只是数个月间的过渡安排,因魏公国建立后便为大理。
明确记为丞相军师的只有华歆(尽管《三国志.华歆传》沒有明确标明,但《献帝纪》却标示),以此为引子,荀攸也很可能是司空军师、成公英是丞相军师。曹操军中也有曹仁的征南军师杨俊、魏朝时裴潜为太尉军师。《通典.职官十一》云:“魏荀攸为军师,军国选举及刑狱法制皆使决焉。”职权之大,应该是身在霸府任职下分担曹操国事之务。
二、韩宣这军谋掾冗散在邺(见《三国志.裴潜传》注引《魏略》),更像是先入府为侯补员,能干的如徐邈,也只是外出试守奉高令。
三、杜佑在《通典.职官三》称丞相长史:“盖众史之长也,职无不监。”可见权责之重;汉时长史不是沒有往他地执行职务,如汉成帝阳朔三年、永始三年,遣丞相长史收捕聚众杀官的铁官徒。但像曹操那样置“统留事”的留府长史于各要地如许都(王必)、长安(徐奕、杜袭)般,应该是其赋予霸府属官的新职能。
四、马植杰先生在《三国史.中央官制》介绍:“杨修所以能‘漏泄言教’,系因在操身旁,典掌机密。又如贾逵为地方官,以政绩卓著,受到曹操叹赏,以之为丞相主簿。贾逵曾因故与其他三主簿一同署名谏操,从知主簿同时共有四名之多。出纳教令是主簿职务之一。”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收录的《齐故尚书右仆射冀州使君封公墓志铭》,主人翁封子绘对比古人时有一句:“魏武之征巴汉,书檄专委杨修。”
*为无法确定是否从司空府转至丞相府,而又担任相同职务的,暂系于此表。
#《太平御览》卷817引《魏武帝令》记田畴为东曹掾,首先可以排除是司空府的,因为毛玠是从司空府过渡至丞相府;田畴本传压根沒提及迁东曹掾,何况他屡次辞封,曹操终改拜为议郎,按理似不应更委以重任,当是“戶”字传抄误为“东”字。
刘毅之父、东莱人刘喈这丞相属,以及与孔融论圣人优劣的荀愔这丞相祭酒,以曹操的机率较大,毕竟要在延康元年任职并在几个月內病故,这机率实在太低。丞相祭酒到底是丞相军师祭酒的省称,还是相府真有官职名为祭酒,则无法判断。

职能为“领禁军”的中领军,其名始见于曹操时,但这新设之官应不是相府属国,因为沒有属官能开幕府置长史、司马的先例。任职者有史涣、韩浩、曹休、曹真;皆“掌禁兵”的韩浩,其中护军一职起源于秦时已有的护军制,监察诸将的典型例子为陈平。中护军日后还能掌武职,详见于《新旧选拔系统的并用》一章。任职者有韩浩、曹洪(平汉中后韩浩还是中护军,牵招更可能只是汉中护军)。领、护资重者为领军、护军将军,护军将军则有夏侯渊、王图。
把从可查明的司空府府属的三十五人中,先转任地方后又转回丞相府的都统计,共十七个旧人(注26),比重为近一半:国渊、邴原、毛玠、何夔、邢颙、董昭、刘晔、司马朗、令狐邵、陈琳、阮瑀、刘桢、陈群、陈矫、徐宣、赵俨、牵招。丞相府还有来自于冀州府的崔琰和崔林两人。
新设的理曹,可以说是分享了大理的部份权力,故马植杰先生在《三国史》第二十二章总结曹操霸府的各掾属职能:“总括以上叙述,可知操为司空、丞相时的掾属,实际即是操自身政权的文武百官。他们的官衔虽不显贵,但实际行使着所谓三公、九卿及尚书、侍中等重要职务。”

魏国官员表

此表收录的人员是本传有“魏国初建”或“魏国既建”的字样,故少府耿纪视作汉官。谢奂和万潜尽管无传,但曹丕在《丁亥令》中拜一批已故的魏臣之子为郎中,二人在名单內,故视作魏官;鲍勋从太子中庶子转为黄门侍郎后,又任魏郡西部都尉,黄门侍郎不太可能不是魏官;邢贞如是汉官,曹操会因程昱与他争威仪而免他的官?曹丕代后汉为魏太常,遣他至吴册封孙权为吴王,至少不怀疑其忠诚,故恐怕一开始已是魏国官员。
一、袁涣严格来说并不是正式的魏国御史大夫,他只是以郎中令行之。魏国御史大夫的职能有沒有汉初的监察职权,还是和曹操复置的汉御史大夫(职同司空)般呢?史料阙如。华歆不是魏官,因为禅代时他并沒有如桓阶般转回汉官。
二、尚书台、侍中和秘书令的职能,详见《对中枢系统的改造》一章。
三、魏朝时大司农(曹丕于黄初元年改大农为大司农)管辖诸民屯田官(见《司马芝传》);司空掾属国渊曾典屯田。那么,魏国时十郡境內的屯田管理权有否移属大农呢?查高敏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发微.曹魏屯田的分布地区与经营年代考略》,建安年间在十郡范围仅有阳平顿丘,但文字描述太过简略,根本无法确定职能,但应有保管诸郡上输的钱谷之权。
四、曹操迎汉帝后除了偏、裨将军外,沒有二人同任一将军之例。刘备的左将军在曹操控制下的汉朝不会被承认,公孙康既已当了,于禁的左将军当然是魏官。身前一直仅随于禁后的乐进,应该也是在曹操为魏王后,和于禁同时迁为右将军。
五、王观为任令至曹丕代汉;任县在建安十七年已移属魏郡(不可能跨过东郡诸县移属任城国的任城)。
#阎步克先生在《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第六章第三节提及董遇至邺后所转之冗散为魏国黄门侍郎,这说法值得商榷。董遇这汉黄门侍郎因为许中百官矫制(指建安二十三年吉本之乱,故《魏略》原文有误)才被录诣邺,曹操不经审查便马上让他转为魏黄门侍郎?冗散不一定就是黄门,韩宣这军谋掾也是冗散在邺。

《宋书.武帝纪下》云:“史臣曰:汉氏载祀四百,胙隆周,虽复四海横溃,而民系刘氏,惵惵黔首,未有迁奉之心。魏武直以兵威服众,故能坐移天历;鼎运虽改,而民未忘汉。”沈约这条评论就是南朝时人对曹氏代汉的回顾,士人的恋汉之心,可见于苏则,“闻魏氏代汉,皆发服悲哭”,东汉王朝的正统性,曹操父子也未能全面清除;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称:“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马上代汉会激起內部的亲汉势力死拼,让在外的刘备和孙权有机可乘,甚不智。
在这情况下,曹操在不断分享天子独享的礼仪,建立自己的个人权威的同时,先建立魏国,把人才都先转移至这国中国,可起缓冲作用。他们从府主故吏,进一步变成王国官员,参考贯高(见《汉书.张耳传》)、魏勃(见《汉书.齐悼惠王诸子传》)等王国官吏忠于国王、对抗中央的前事,曹操之目的恐怕就是欲削弱汉帝在魏官心中的分量。
他们当中,有些一直在霸府任职,有一些则外调为太守之类的地方官,甚至如梁习以司空別部司马领并州刺史、张承以丞相参军祭酒领赵郡太守;王修以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将,一个主管冶铸之职(见《太平御览》卷241引《魏略》)、国渊以司空掾属典屯田,这又扩大了在地方上的影响力。两汉时,像曹操这样以府吏兼任地方官员来强化对地方的管制,可谓稀少。
留下的空缺又能吸纳另一批人才,形成良性循环。部份人更是多次在地方官与霸府属官之间的转调,徐奕是典型:司空掾迁为丞相长史、留镇长安,又转为雍州刺史,接著又还为丞相东曹属,魏国建后转为尚书(复典选举)。徐奕一例也显示出东、西曹的重要性,至少和一方大员的刺史同级。
汉朝职官系统的丞相府,其府属虽已开始转至魏国,但也不是马上全员清空,例如贾逵仍为主簿。但丞相府作用相对上是削弱了,陈群以魏侍中领汉丞相东、西曹掾,已说明一切。不欲为汉官而冀为魏官者,不乏人在,当中尤以夏侯惇捨汉伏波将军,转当魏前将军为典型;连董卓也不惧的王允故吏赵戬,长安为李傕等所陷而避走荊州。当曹操得荊州后执著他的手说相见恨晚,礼遇规格与蒯越相近,后被曹操辟为丞相掾,并卒于任职魏相国长史时。这是另一个钟繇:从长安汉官转化成魏臣。
从沒任职过霸府的新魏国官员中,除魏讽、刘先和邢贞因无本传的关系,无法断言下,夏侯惇、程昱、于禁和乐进四将军是久从曹操征战;荀攸、钟繇、王朗和孙资四位汉官,其实也曾在霸府任军师和参军事;任嘏虽沒有任职过霸府,但曾为临甾侯庶子;只有张既、司马芝和刘劭三个地方官是新面孔。这可以说明,曹操通过司空府、丞相府吸纳的大批人才,构成了魏王国的主要班底,让儿子曹丕仅几个月就顺利代汉成立新朝。霸府很多新制度、官职沿用至新王朝,比方九品官人法、军师祭酒。
魏国起初的六卿到底是哪六个呢?陈寿等史官沒交代,最早的注释来自《文选》卷6的《魏都赋》注(注27),可作参考之用。万斯同在《魏国将相大臣年表》建安二十四年提及的大鸿胪张太,查《三国志.邴原传》注引《荀绰冀州记》,根本无法确定张泰在哪一年任职,故不采纳。
魏国诸卿也不见得全无实权,否则魏讽之乱后,曹操也不用为中尉人选而烦恼,最后以镇抚长安有威名、曾任雍州刺史和丞相东曹属的徐奕接任,但实权还是无法和尚书台、侍中相提并论。相对丞相府有大量军师祭酒这些从征时献计的职位,魏国官职的军事色彩褪色不少。
西汉初的诸侯王连城数十、官名政制与中央无异,这就是“皆如汉初诸侯王之制”的真义。魏国不但有河东、河内、魏郡、赵郡、中山、常山、钜鹿、安平、甘陵、平原十郡之广,魏郡也通过邻郡国的割县,益增成一个超级大郡:魏郡东部和西部在黄初时还能升格为阳平、广平二郡。魏郡太守顿成显职,地位等同首都所在的尹。王朗、徐宣、贾逵皆为忠臣。
曹操在发展魏国的同时,也不忘冀州府的扩大:以复九州为命,省并幽、并二州,连同司隶之河內和河东、青州之平原(见《续汉书.百官志五》注引《献帝起居注》);东郡在黄河以北诸县在建安十七年前后又分割予魏郡、平原郡(见《三国志.武帝纪》),成为大冀州的新辖境。

孙策曾对虞翻说“中州士”,对应的当然是他们的“东方人”;胡宝国先生在《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修订本)》附录一中认为,兖、豫及其邻近地区,包括南阳,文化上都算“中州”;卢云先生在《汉晋文化地理》第一章第二节,区分东汉有四大文化发达区:豫兖青徐司、三辅、吴会和蜀,然后还有河北、凉州、大南方(吴会、蜀除外),这可算是学者在各文化相近之州上,所区分的的大文化区,可作参考。
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第六章指出:“‘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闻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毀誉。’则冀州士大夫之结党风气尤甚,以致可以分割家人父子。总之,东汉末叶以来,各地士大夫皆自成集团……此种风气虽非地域分化一观念所能完全解释,然地域分化必为其中一要目则殊无可疑。而尤足以显示士大夫地域分化之观念者,则为孔融与陈群之《汝颍人物论》。”
虽然不是同一个州就是同一个利益集团,但一般情况下,同乡之间互相亲近一下却乃人之常情,因此统计一下曹操霸府內的各州人士比重,冀能发现一下哪区域是曹操政权的骨干份子。

司空府府属籍贯表

丞相府府属籍贯表(各州以建安十八年前的划分为标准,雍州为兴平元年从凉州分出(见《献帝纪》),即河西五郡(见《晋书.地理志上》),就是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金城,兴平二年始分置的西海郡也包含在內)

魏国官员籍贯表(按复九州后的行政划分)


曹操自为丞相前尚未攻下荊州,故府属尚未有荊州籍人士亦不足为奇,更遑论凉、雍、益、交四州。假设典满和路粹其实早已仕身于司空府,又或者侯声是兖或豫州,也能造成误差,故差距较少的也被视作同一档次。兖、豫二州无异占有主导地位,而曹占扬州受限于郡国数目太小,数目有所突破也是建安十四年后,歼灭一众割据小军阀、南下与孙权激战而重视扬州后的事了。中间集团则是其余各州,当中冀州因为有本州人出仕冀州府的关系,所以相对较少。河北四州被曹操统治的时间较司隶和徐州为短的情况下,差距不远,原因可能是:一、司隶和徐州南逃后不回归的士人数目也不少;二、曹操纳郭嘉议,辟四州士人的政策较好地执行。
丞相府时期,兖、豫二州差距仍然不大(刘岱时已为兖州府州吏的万潜,基本可以断定为兖州人),继续维持司空府时的强势。除了沒有益、交二州士人外,第二集团的各州大致平衡,当中冀州人数稍占优,人数的激增与冀州府府属转为丞相府有关。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司隶的强势崛起,这与三辅终归曹操所有、南逃荊州的司隶士人回归有关。但是否司隶人士已取得曹操政权的领导地位呢?霸府外的重要职位如尚书令、司隶校尉,府內重要职位如军师、留府长史也沒有司隶人士;东西曹掾属人数也不见得力压二州,以重要职位的角度来考虑,恐怕还是二州为主导。
曹操为魏公后,雍州不再是仅河西五郡,而是包括凉州、三辅和弘农,曹操任冯翔人张既为雍州刺史时对他说:“还君本州,可谓衣绣昼行矣。”就是基于新行政划分来说,但官员数目也只是与徐、青和荊三州属同一档次。大冀州包括幽、并二州、河东、河內和平原三郡、东郡黄河以北之地等,结果连乐进也从兖州算进新冀州境內,人数虽多但恐怕只是假象,相国、尚书令、尚书仆射和侍中四个显职居然无一人任职、尚书也仅有崔琰一人,这岂不就明明白白的说,豫、兖二州仍是曹操的核心。

在杀不杀逊帝的问题上,陶贤都先生在《魏晋南北朝霸府与霸府政治研究》第四章第三节分析:“在这长达二十四年的霸府统治过程中,曹操父子已经稳固地常握了国家的军政大权,成功地消灭了各种异己势力,汉献帝早已丧失了大权,连汉献帝所具有的皇帝的权威也逐渐被曹操父子所取代……汉献帝之所以能够在曹魏取代东汉后保存性命,与曹操、曹丕霸府统治的稳固是分不开。”确实,刘裕自己就击败桓玄复晋帝,加上降魏的司马宗室如司马休之等(元嘉二十八年还有诈称晋室近属据地称王者,见《宋书.萧思话传附摹之子斌传》),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肉体消灭,断复辟之念。
若在群雄割据时称帝,随时落得个袁术的下场;直接篡位如桓玄,军事实力和民心不够,兵败被枭首还落得个“百姓观者莫不欣幸”的结局。曹操父子成功的霸府模式,遂被两晋南北朝各权臣所采用,因为旧皇禅让给权臣,还真有天命所归,人心所向的画面。霸府时间越来越短,因为士人的忠君观念越来越弱,不要说像汉桓、灵间的党锢救国之士,像王经、嵇绍这些魏晋赴死忠臣,南北朝也不多见。

25.早在陶谦以议郎,参司空行车骑将军事张温开始(还有孙坚),参某某军事者,基本也有议郎之类谏议职能的朝官,入府为府主办事。
司空府时,贾诩是有名无实的冀州牧,后徙太中大夫、曹纯和华歆是议郎、王朗是谏议大夫。刘放则沒记载其他官职在身;丞相府时,刘琮为谏议大夫、荀彧是光禄大夫、张范是议郎、卫臻为黄门侍郎,傅干、孙资、裴潜则沒记载其他官职在身。尚书郎仲长统后参丞相军事、治书侍御史陈群是转参丞相军事,看不出两人是否肯定已卸职。张承这个丞相参军祭酒领赵郡太守很有疑问,因为在《劝进魏公笺》中他是在军师祭酒之列,故很可能只是“参”为衍字。如果参考其他将军的参军事:骑都尉曹休还是曹洪军的实际主帅、黄门侍郎夏侯尚不可能是曹彰属吏。
像邢颙、卫臻,不久就转为霸府曹掾;刘放为主簿记室;王朗、陈群在魏公国建立后则转为魏官。从五人升迁过程中,参军事倒有点作为吸纳人才的中继站角色。
洪武雄先生在《蜀汉政治制度史考论》甲篇第四章整理了汉末时三十多条任参军者的资料后,以“张范既留京未随征伐,自无从‘参丞相军事’。可见参丞相军事者另有本职,非丞相府属”后,又赞同廖伯源先生在《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东汉将军制度之演变》的话:“在制度上似尚无‘参军’之官名;故《续百官志》亦无参军,然将军出征,常有参与其军事谋议者,日久乃形成官员‘参军’。”其后下结论:“此期,史书所载参军事远较参军为多,就官制演变而言,参军事还只是以冗散职唯诏命所使的任务分派,作为官职的参军还未成型,应只是参军事的简称,如下述曹休参曹洪军事的例子可见端倪。”
确实,尽管参军在魏朝终成官职:《通典.职官十八》第七品就收录了诸军诸大将军正行参军、诸持节督正行参军、二品将军正行参军,但曹操时还未正式成为官职。司马昭为相国时府中有的参军(见《宋书.百官上》),曹操时也谈不上是府吏。
26.《太平御览》卷263引《曹操別传》记毕谌再次归曹后还为掾,这与陈寿所记的不矛盾,因为他可以先为掾,再迁鲁相;刘晔的仓曹掾不应是司空府时期,因为曹操至寿春是建安十四年或以后的事;有明确标明路粹属府的记载来自于《孔融传》,故不把他归进司空府旧人;《后汉书.刘梁传》记载其孙刘桢时,注引的《魏书》记他为司空军谋祭酒,故算他为司空府旧人;司空府不存在后,曹操不可能不安排其他官职予董昭。在《劝进魏公笺》中,董昭为军师祭酒,可知他是被转进丞相府;有传的田豫为渔阳人,而《资別传》提及的孙资乡人田豫,籍贯当然是太原,故是两个人;只收录为曹操效力的,故虽被曹操征召但被辽东强留的王烈、心在孙策的张纮和不久回江南的梁寓,不被计算;但刘巴情况不同,赤壁败后被派往招纳荊南三郡这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刘备占三郡而不降,欲借道交州回京但终不成,情况有点像夷陵败后的黄权。
27.魏武帝为魏王时,太常号奉常,廷尉号大理。建安十八年,始置侍中、尚书、御史、符节、谒者、郎中令、太仆、大理、大农、少府、中尉。二十一年,大理钟繇为相国,始置太常、宗正。二十二年,以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初置卫尉时,武帝为魏王,置相国、御史大夫,故云位副三事,置卿近九,故曰官逾六卿。
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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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选拔系统的并用
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百姓愁怨,情无告诉。有司明奏罪名,并正举者。《后汉书.明帝纪》
选举乖实,俗吏伤人……乡举里选,必累功劳。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后汉书.章帝纪》
时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谌,名知人。有知人之名也。歆谓之曰:“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尔助我求之。”《后汉书.种暠传》
上言郡国举孝廉,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废弃,宜来郡国简用良俊。《后汉书.樊宏传附子儵传》
灵献之世,阉宦用事,群奸秉权,危害忠良。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夫选用失于上,则牧、守非用人矣;贡举轻于下,则秀、考不得贤矣。故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考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于时悬爵而卖之,忧列肆也;争津者买之,犹市人也……其货多者其官贵,其财少者其职卑。《抱朴子外篇.审举》
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徒,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晋书.卫瓘传》
后汉建安中天下兵兴,衣冠士族,多离本土,欲征源流,虑难委悉,魏氏革命,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傥或道义亏阙,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通典.选举二》
灵帝不能讨,乃遣使拜杨凤为黑山校尉,领诸山贼,得举孝廉计吏。后遂弥漫,不可复数。《三国志.张燕传》注引《九州春秋》

察举制是中国古代一种选官制度,曾在两汉占主导地位。有岁举和特举两类,岁举有州举的茂才、郡举的孝廉;郡县首长定期也可通过尤异、治剧升迁,低级佐吏则有廉吏。朝廷需要专门人才时,则开明经、明法、勇猛知兵法等。灾异或动乱时,为求言,通常开特科如贤良方正。钟繇在岁终举吉茂、管辂在十月被举为茂才,可知岁举诸科的时间为年终时。
刘庄即位后的同年所下之诏,反映的情况其实应是刘秀晚年之事,但他一生对选举不实也无计可施,哪怕重申选举不实之汉律(可以免官或下狱,见《后汉书.胡广传》及《汉书.陈汤传》)。故刘炟即位一年后所下之诏,仍称“选举乖实”。被谁垄断了?像河南由于是帝都,权贵、外戚瓜分下,还有选贤报国之心的田歆,只能保存六个孝廉名额中的一个;郡守国相们只是不懂鉴人,人选是出自“乡举里选”,再往后看汉魏之际的恶劣情况(注3),把持著乡议的豪族强宗无异。
左雄在东汉顺帝阳嘉年间提出的“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这取仕以儒生、文吏分科试用之法,魏初时仍沿用,可见于曹丕在黄初三年所下达的诏:“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王粲在《儒吏论》描写两者差別:“执法之吏,不窥先王之典;缙绅之儒,不通律令之要。”
黄琼又重申:“覆试之作……不宜改革”,除了德行尤异不需考试外,孝廉需经策试仍然推行,例如高彪“试经第一”。阳嘉新制持续至曹魏,否则就不会有“不复限以试经”的意见提出(见《华歆传》)。
但其另一建议,据邢义田先生在《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东汉察举孝廉的年龄限制》中通过大量实例,证明限年四十,只是一纸空文,阻止不了年少能报恩者的增加。这其实已预见察举制的衰落,故时人王符已在《潜夫论.三式篇》中,怀念西汉宣帝时的“明选守相”、“重其刑赏”,对比的对象,当然是当时的“所治多荒乱”:地方官大多是无能之辈。还有,招安黑山贼却授予察举之权,所举的孝廉“不可复数”,其质素之劣不难想像。
黄留珠先生在《秦汉仕进制度》第十章中,整理各史书文献及碑石资料,统计出两汉孝廉总数为西汉为21;东汉为286,总数307人(包括不就不应者41人)。当中官贵为128人,富豪为11人,平民为29人,贫民为16人。继而得出两汉的察举孝廉制度,是一种变相的官贵富豪子弟世袭制。
这结论虽沒错,因为仲长统也言汉末:“选士而论族姓阀阅”(见《意林》卷五引《昌言》)。但很多家族,子孙们倒是凭熟读祖传家学如荀家,他们出仕看似世袭,但大部份人是真才实学而仕,非庸碌无能,不像两晋南朝那些仅凭家世而仕高官的子弟;按作者的估算,若真的完全执行岁举人数的话,两汉应有七万多名孝廉,但现存资料只有三百余,折射出真实情况其实是有很多无传者,当中极可能以平民、贫民居多,这就是资料奇缺下,研究的无奈;
细分至曹操治区內所举的孝廉名单有:魏种(见《三国志.武帝纪》)、杨修、曹昂、严干(见《三国志.魏志二十三》注引《魏略》)、王凌、孙权、张既(但他沒有马上出仕);杨阜察孝廉虽在关中之战前,但韦康是荀彧向曹操举荐并为许都任命,姑且能算为曹操的半统治区;郭淮本传沒提及仕袁经历,很有可能是并州为曹操后始仕。
再算及被举为茂才的田畴、张既、贾逵、吕虔、吉茂(见《常林传》注引《魏略》)、杨俊、牵招、张玄宾(见《真诰》卷十三),扣除同为察廉的张既,仅十五人有为孝廉或茂才的经历,比例之低倒是印证了汉末由于战乱,造成察举制推行困难的事实;曹丕于黄初二年下诏,郡国口满十万者岁举孝廉一人,对比东汉口满廿万的旧制,也同样反映了旧制实行的难度。
其中,曹操让扬州刺史举孙权为茂才,纯属是外交讨好(“且欲抚之”),原理和刘备举袁谭为茂才相似(当然,不排除是灭吕布前,曹操授意下的外交讨好袁绍)。盖因被察孝廉、举茂能提升其个人名声,当中以泰山太守吕虔、辅国将军(注28)陆逊这两例,尤为明显。《三国志.陆逊传》注引《吴书》云:“权嘉逊功德,欲殊显之,虽为上将军列侯,犹欲令历本州举命,乃使扬州牧吕范就辟别驾从事,举茂才。”生动地把两汉民风描述出来。
黄留珠先生在第十三章中总结:“两汉诏举贤良方正大多是在遇到日食、地震、奇特星象及各种自然灾害后。盖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各种灾异是上天对人间帝王的谴告,一旦上天降下灾异,皇帝就得下诏罪己,并招纳贤才,广开直言之路,以匡正过失。” 曹操迎汉帝后,刘协曾在建安五年九月(火烧乌巢前的一个月)日食,诏三公举至孝二人,九卿、校尉、郡国守相各一人(见《献帝纪》)。这诏也许是刘协自己的意思,因为那时曹操还与袁绍血拼中,兵粮恐怕才是首要的关心之事。若是曹操欲招揽人才,六年二月同样日食时却不下诏?往后诸年同样沒有下诏。
汪征鲁先生在《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下编甲部,统计了曹魏时期献帝时入仕的考廉有传者仅五人;相反,中央(公府)与地方(州郡)征辟的超过一百人。因此汉末时,察举制度彻底崩坏无用,太多徒有虚名之辈充斥(注29);就算仍沿用,也因为战乱关系,也很难靠宗族乡里对已流散各地的士人进行评审而取士。像河东太守王邑更打破汉制,郡功曹不用本地人,而用避乱当地的太原人孙资、魏朝时也有太守杜恕用侨居的刘毅为功曹、侨居的皇甫谧为魏郡召上计掾及举孝廉,这就九品官人法应运而生的背景。

九品官人法蕴酿前,曹操为兖州牧时已沿用汉朝旧有的察举、辟除、计吏等制度(例子详见《兖州风云》一章)。身为司空后,公府辟召对仕子的吸引力,无疑比州府为大(其他三公也有辟除之例,如司徒赵温辟刘馥、陈群、贾逵及吉茂;御史大夫郗虑辟刘劭,但不是主流);在拥帝下的情况下,还能上表推荐后,由皇帝下令征召(“表征之”),比方华歆与王朗。
新的选拔制度未成形前,旧的一套仍然要继续沿用,问题在于如何把弊端降至最低:由善于鉴人之辈把关。荀彧所举之贤士,除《彧別传》提及过的外,还有仲长统、卫觊等诸贤。当中,洪迈所提及的十位镇边优异者,五位与荀彧有关系。
问题出来了,荀彧是能人,但不是超人,如何寻找适合的人才(重经义、吏干之才)来减轻荀彧的工作量(尚书令详见《对中枢系统的改造》一章),成为曹操的工作。犹幸,在曹操霸府中,有东、西曹掾的崔琰、毛玠二人,能胜任这权重又吃力不讨好之职。
兖州之叛曹操曾只余下三县,连他自己还犹疑是否纳质于袁绍,故当初留下来的一众兖州官员,忠诚是绝对不用怀疑。毛玠是其中一位,先后历任司空东曹掾、丞相东曹掾、吏部尚书,可见他长期主管人事。
《续汉书.百官志一》云:“东、西曹掾比四百石,余掾比三百石……西曹主府史署用。东曹主二千石长吏迁除及军吏。”为人清正的他,掌选时拒绝为权贵“请谒”,但他沒出错,“惮之”的诸人怎样打倒他?省东曹!那毛玠就无法典选举了,并以此为由:“旧西曹为上,东曹为次,宜省东曹。”曹操当然明白是甚么的一回事,宁以省西曹解决争议,也要保住毛玠继续当这最招人厌,但又非常重要之职。当然,东曹职能范围其实要比西曹为广。
关于二人的分工,毛玠这东曹主管“迁除”;崔琰这冀州名士之首,则是偏重“总齐清议”,品评推荐也确实是其所长,本传就收录了司马懿、崔林、孙礼、卢毓这四位河北名士,陈寿用“鉴识”二字来形容,绝不过份。
更重要的一点是,从荀彧过渡至毛玠、崔琰,不但仅仅是选拔机制的转移,还是日后曹氏代汉的重要一步:荀彧是汉侍中、守尚书令,毛、崔二人的身份却是曹操霸府下的东、西曹,二人的辟除,让所有应仕者无可避免多了一个身份,曹操的故吏。故吏就这样与府主建立了君臣关系,他们从司空府转至丞相府,再加上魏国与冀州府的(冀州人大多先仕冀州府,如崔琰、邢颙等);曹丕称帝一刻,他们从汉臣转变成魏臣,心理阻力确实会降低不少。曹操废三公,从三变二,降低了他公征辟士人的数量,就是要减少像吉茂自认为赵温之故吏而弃官服丧的情况。

太祖为司空、丞相,玠尝为东曹掾,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於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太祖叹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三国志.毛玠传》
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选举,拔贞实,斥华伪,进逊行,抑阿党。诸宰官治民功绩不著而私财丰足者,皆免黜停废,久不选用。《毛玠传》注引《先贤行状》
魏氏初载,委授铨衡,总齐清议,十有余年。文武群才,多所明拔。朝廷归高,天下称平。《崔琰传》注引《先贤行状》
钦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贵清素之士,于时皆变易车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为通。”《三国志.徐邈传》
洽言曰:“……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涂,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和洽传》
吏部郎主选举,宜得能整风俗、理人伦者。《通典.职官五》引《山公启事》
入为吏部郎。人有所属讬,辄显其言而承用之,后有当否,则公议其得失以为褒贬,自是群僚莫不慎其所举。《三国志.诸葛诞传》
初,(郭抚)为吏部尚书,与郎姚范清心虚求,搜扬俊乂,内外称之,以拟魏之崔、毛。《太平御览》卷214引《十六国春秋》
高祖下令曰:“……加群才并轨,九官咸事,若能人务退食,竞存约己,移风易俗,庶期月有成。昔毛玠在朝,士大夫不敢靡衣偷食。魏武叹曰:‘孤之法不如毛尚书。’孤虽德谢往贤,任重先达,实望多士得其此心。”《梁书.武帝纪上》
汉末乱离,旧章弛废。魏武于军中权制品第,议吏清浊,用人按吏,顿爽前规。《旧五代史.职官志》

后秦吏部尚书郭抚是比作崔、毛来赞誉,“时议比之毛玠”的还有陈的徐陵;此时廉洁的士风为后人欣赏,梁武帝萧衍也冀能如此。后唐时人则称曹操先品第,“议吏清浊”后授官,一洗汉末那坏象。
荀彧与崔、毛的分別,恐怕就是他连不容于清议、但有真实才华的人才也荐:戏志才、郭嘉应该耳熟能详,今再举“简傲少文”的杜畿为例:高干之乱时只身平河东、关中之战时,“军食一仰河东”、“常为天下最”,即其在河东郡十六年,治绩经常排第一。
他举荐杜畿的过程也迂回:在许都与侍中耿纪在屋中详谈一夜,被住在隔壁的尚书令荀彧闻而异之。权重一时的荀彧,能听见隔壁之语,可见二人的居室不会宏大,甚至可用简陋形容。曹操、二荀都节俭,上行下效(注30),可见《毛玠传》所言非虚。“朝府大吏”,指的是地方官。《后汉书.岑晊传》云:“(太守成)瑨委心晊、(张)牧,褒善纠违,肃清朝府”,就是指郡府。
张泽咸先生在《汉魏六朝时期的吏部运作述略》总结:“吏部选人机构的运转正常良好,选出的成员办事公平,生气蓬勃,这种现象在曹魏初年是表现出一派生意盎然,毛玠、崔琰为代表的所作所为,便长期为后人视为楷模。六朝时期,南北政局变动十分惊人,权力运作缺乏足够有效的制约与监督,往往出现整体错位,选官们充分利用手中权力,乘机谋取私利,乃至公开卖官,以品位高低分等定价,官场成为商场,政治腐败,至是而极。类似情况在汉末桓灵之际以及北朝时的魏、齐境内表现尤为突出,此与最高统治者皇帝皇室集团的极端腐败无能密切攸关。”
《北堂书钞》卷60引《袁子》云:“魏家署吏部尚书,专选天下百官。夫用人,人君之所司,不可以假人者也。使治乱之柄制在一人之手。权重而人才难得,居此职称此才者,未有一二也。”袁准所言虽是有几分道理,但这不适用于曹操,因为他干实找到一批“称此才者”。吏部尚书虽是权重,但他的上司尚书令有选举权,连吏部郎也有选举之权,怎能说是“在一人之手”呢?
祝总斌先生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六章第一节评:“他们(原丞相东曹属:毛玠、徐奕、常林、何夔)把丞相府选举官吏的一套做法全部照搬到魏国尚书台来。这样一来,就其人选、权力说,虽沒有变化,可是就制度说,却发生了一个很大变化,这就是新设立的、按汉代制度本应掌握官吏选举权(至少一部分)的魏国相国、御史大夫府,并沒有同时得到这一权力。历史的原因使魏国尚书台基本掌握了官吏选举权。”
丞相东曹掾何夔曾对曹操指出当时的环境:“在朝之臣,时受教与曹并选者,各任其责。”受“教”,是指曹操授官时,均发布教或敕令予对方:曹操以崔琰为丞相东曹掾属,有教;以蒋济为扬州別驾,有令。內容是曹操赞誉、或期望新职上任者,能大致办出怎样的政绩出来。“发教选邺令,当得严能如杨沛比”,这个算是曹操在选举上,发出一个具体的选才标准。东曹在任官的把关环节上,执行曹操的教令。

不过察举、辟除等,恐怕未能完全满足曹操的需求,或者说察举的重德行传统,沒有人不想选才德兼备者,但有多少个荀彧辈呢?“负俗之讥”的戏志才、“不治行检”的郭嘉,也是曹操所需要的,适应汉魏之际新环境下的划时代制度,终告出现。张旭华先生在《九品中正制研究》第二章第五节有详尽推论出孙权效法此制度的过程。
关于九品官人法的创始人与时间,当如张旭华先生提出的曹操草创、陈群成制说,其依据主要来自于《宋书.恩幸传序》中的这句:“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还有《后汉书.刘表传》这句:“使(韩嵩)条品州人优劣,皆擢而用之。”
其实还可以再加上《晋书.李重传》这句:“九品始于丧乱军中之政”。其中“军中”二字,明显是指曹操时,而非曹丕时。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第十八章第一节也认为:“九品官人法事起延康元年,始议则自何夔。”陈群曾历任曹操的司空西曹掾属、丞相东西曹掾,有“世以群为知人”之名。熟悉当时的选拔制度、曹丕“四友”之一、世族身份,曹操新制终成定制,其实绝不是偶然。
日后变成世族袭断仕权的工具,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这样对中央集权的严重威胁,肯定非曹操本愿。曹操的打击豪强可详见《以法御下》一章;
任济南相时已因“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的曹操,在建安十年又颁布《整齐风俗令》,严打朋党,“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路粹代曹操(据严可均的考证)写给孔融的信称:“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那应该是确切执行,毕竟在郭嘉眼中,曹操用的是“忠正远见而有实者”,而非“好言饰外者”。
关于曹操的“综核名实”,他目睹王修实况后就叹:“士不妄有名”;董昭曾上疏曹睿,引用了魏讽和曹伟的旧事,欲除以交游为业的浮华之徒。这算是折射出曹操打击朋党、循名责实的宗旨。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十总结:“东汉之中叶,士以名节相尚,而交游品题,互相持以成乎党论,天下奔走如骛,而莫之能止。桓、灵侧听奄竖,极致其罪罟以摧折之,而天下固慕其风而不以为忌。曹孟德心知摧折者之固为乱政,而标榜者之亦非善俗也,于是进崔琰、毛玠、陈群、钟繇之徒,任法课能,矫之以趋于刑名,而汉末之风暂息者数十年……诸葛诞、邓飏浸起而矫孟德综实之习,结纳互相题表,未尝师汉末之为,而若或师之。”
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评:“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未足美矣。”指事造实、不得浮华,就是曹操要求表章的准则。再结合其选人标准,可知曹操的表里如一。

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九品中正制度试释》曾下了一个结论:“但曹氏政权既不能不终于和大族名士妥协,因而中正的建立又是二者协调的重要表现。”但他是主张陈群始创说,所以妥协也只是曹丕的事,但与此文主题偏离,故不谈讨。
何况他在行文中也认为:“曹操的企图是要恢复一个集权政府,首先是要抑制正在发展中的地方大族势力”、“一方面便表现为破坏朋党交游及蔑视清议”,鉴于这样的态度,日后还颁布《求才三令》的他,假设弊端已现,曹操还会容忍吗?
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40说:“大约汉末名士互相品题,遂成风气,于是朝廷用人,率多采之,魏武已恨之。”这个可谓一矢中的。陈群斥郭嘉不治行检,徐宣斥本姓刘的陈矫与刘氏为婚,都是同郡人批评同郡人(乡里清议)。为此,曹操不惜下令建安五年以前的案例,不得讨论,违者罚。这是清议影响他的人才及造成內部矛盾的实例,用行政措施固然能治标,但治本方法,就是把月旦评这类乡议,从世族中收回。
《后汉书.符融传》云:“时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其才智,炫曜上京,卧托养疾……三公所辟召者,辄以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与夺。”这等离开乡土的名士犹能影响政府选人,更要杜绝。
由汉尚书令荀彧举同乡,是一个可行的办法,选举权是在中央官手中,而非乡里清议。同样的例子还有崔琰(荐本州人杨训、品题从弟崔林)和韩嵩,三人甚有日后中正(注31)的影子。胡三省在《资治通鉴》卷58汉灵帝中平元年指出:“后置州郡中正本于此(月旦评)。”
九品官人法既能打破了地方大族对选举的垄断,又分散了有选举权官吏的权利,尤其是地方郡守在选举的权利(可详见《谯、沛子弟兵》一章),以改变地方以郡为邦国,只认其守不认其君的情况(注32),确实是一石多鸟之计。
《邴原传》云:“崔琰为东曹掾,记让曰:‘征事邴原、议郎张范,皆秉德纯懿,志行忠方,清静足以厉俗,贞固足以幹事,所谓龙翰凤翼,国之重宝。举而用之,不仁者远。’”柳春新先生在《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上篇第三章中,认为:“这种评状大概就是九品官人法下为士人作状的肇端。”
赤壁战前,鲁肃向孙权分析,像他们这些文臣武将,降曹后仍能任官一段中,“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这句可算是亮点。透露出曹操对人才要先进行评审,再如前引“起丧乱之后,人士流徒,考详无地”的情况,恐怕是交由荀彧、韩嵩等中央官员评核。何夔曾建议:“又可修保举故不以实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负”,这与以往汉帝们重申选举不实会被问责的精神一样,也很符合曹操“综核名实”的宗旨。
“先时国家始制九品,各使诸郡选置中正,差敍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材行所任。”这句是九品官人法最初实行情况的记录,故史料价值极大。尽管这句有很多不同的解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如同陈长琦先生在《官品的起源》第六章第二节所述:“在现存曹魏史料中,我们确实很难找到一例中正为布衣百姓品评的个案。”因此起初只针对现任官员品评,而不包括在野人士的理据稍占上风。
九品官人法执行初期,并不是单看其家世,能成为向中央提供人才的渠道,情况应如同卫瓘所述:“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实行初期吉茂的“状”被评为“德优能少”,德行和能力仍是评审标准,即沈约说的“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
日后该制度的发展如何,还在争天下的曹操根本不可能细想,也不应把日后弊端算到他的头上,他要的只是有效获得人才的制度。正如钱宾四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二讲所说:“至少在曹魏初行此制时,总比以前漫无标准各自援用私人好得多。一时制度建立,吏治澄清,曹家的得天下,这制度也有关系的。但究竟此制仅为一时的救弊措施。如同某药治某病,病愈即不宜再服用。否则药以治病,亦以起病。迨及晋代统一天下,以迄于南北朝,对于陈群此制,都继续采用,不能加以更新,这样毛病就出了。”
当然,曹操并沒有侧重任何一个系统,而是双轨并行、唯才是用,故孙楚云:“又魏武拔奇,决于胸臆,收人才不问阶次,岂赖九品而后得人。”(见《太平御览》卷265引《孙楚集》)
《裴潜传》云:“文帝践阼……出为魏郡、颍川典农中郎将,奏通贡举,比之郡国,由是农官进仕路泰。”高敏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发微.再论曹魏屯田制的几个问题》由此认为:“郡级农官的仕进之路是不能与郡级地方官相比的。”郡太守虽与典农中郎将同是二千石(见《续汉书.百官志三》注引《魏书》),但仕途有异,这确实算是曹操实行察举、九品中正制中的小瑕疵。不过,有功的农官还是能升迁的,比方国渊,治绩为“仓廩丰实,百姓竞劝乐业”,迁为居(丞相)府长史,曹操征关中时身负“统留事”的重责。
(杜佑的整理,有不严密错误的地方,例如县中正几可断言有误,据汪征鲁先生统计大量魏晋南朝资料中,也沒有发现县中正,详细推论可见于《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上编第六章第二节。州中正问题更复杂,毕竟有司马懿置的史料存在,故暂不讨论。中正大多情况下,确实由本处人担任,但也有侨居的李含、何攀任新分割的梁州中正这些异例。不全是现任中央官员兼任,也有退休官员如刘毅、地方官员如秦国郎中令李含。)
除此之外,曹操还有以下数项选官制度作为辅助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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